耶穌是孝子嗎?呂妙芬從史料看見不一樣的耶穌

by: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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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友站研之有物文/ 採訪編輯|劉芮菁、美術編輯|林洵安 

基督宗教的傳教士抵達中國後,是如何和在地的主流思想──儒學對話,展開中西文化交流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呂妙芬所長,考察 17 世紀到 20 世紀上半葉的漢語基督宗教文獻,從中發現「耶穌的形象」隨著「時代思潮」變化的有趣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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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孝子嗎?透過史料,看看明末至民初的傳教士與知識份子怎麼說。

Photo: James Newcombe

傳教士「遠遊」、「無後」怎算孝?

晚明時期,遠赴中國的傳教士首要面對的就是儒家五倫、孝道文化。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對當時的華人而言,這些傳教士遠離家鄉父母、隻身來華,又不結婚,常常被質疑為「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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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出生於現今義大利地區,離家遠赴印度、中國傳教。

Photo: 維基百科

呂妙芬說明,「孝」是儒家文化裡非常核心的價值,家庭人倫、長幼秩序、喪葬祭祀禮儀,都與「孝」有關,可以說無所不在。

因此,傳教士要傳福音,必須要回應華人對其「不孝」的質疑。傳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在《天主實義》(註一) 中提出「三父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就是說上帝是人類天上的父親,也是最大的父親,信奉天主教是孝順天上的父親,是最重要的。

晚明傳教士的論述是:儒家的五倫有「孝」,聖經的十戒也有「孝」,耶穌也是孝子。

利瑪竇這些傳教士強調,天主教的教導與儒家相符合,不過天主教的啟示更多:「肉體是爸媽生的,但靈魂是天主給的、和你更親近。」呂妙芬從史料看到:「那時天主教在『五倫』之上加了『天主』為首倫。也就是說,人要孝順父母,但更重要的是要孝順天父,因為祂是天上的父親。」

「萬里尋親」故事也能傳教

到了清代,基督宗教的另一個派別──新教傳進中國,一開始新教的傳教士也強調基督教理念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信仰基督教不違背儒家思想。

尤其在處理「孝」的議題上,有些傳教士會結合明清流行的孝行故事來傳教。例如長老會的傳教士丁韙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就透過「萬里尋親」的故事(註二),來傳講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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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尋親」的孝行故事,以儒家孝道為主要思想根據,盛行於明清。

Photo: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傳教士丁韙良在《喻道傳》(註三)中描述,一位名叫「脫耳不花」的年輕人,他母親在懷孕時被元指揮官誘拐,從小並不知道自己不是父親的親生兒子,一直到母親臨終前才告訴他身世。於是脫耳不花踏上了尋找生父之旅,經歷重重阻礙後終於找到生父,之後又竭力孝養,人稱孝子。

其實從這個故事本身看不出來和基督教有什麼關係,但丁韙良在傳教手冊裡收錄這則耳熟能詳的故事,並在書上眉批:

婦女被誘以致父子不相見,與創世記夏娃事同慨。

這眉批意思是說,脫耳不花的母親被誘拐,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親,就好比夏娃被誘而犯罪,使人類不認識天父。經過丁韙良這樣的挪用與詮釋,「萬里尋親」的故事,就和基督教產生了關聯。

從這樣的案例中,可以看見無論是晚明或清朝,傳教士很重視儒家的孝道,因為他們若沒有辦法回應本土的核心價值,很難傳福音。

所以晚明、清朝時期,傳教士持續地強調:基督宗教首先應孝順天父。

從「孝順的耶穌」到「革命的耶穌」

到了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面對西方列強進逼,以及西方科學知識的湧入。國勢的強弱導致中西之間位階的翻轉,使得傳統儒學揹負「無用、落後」的罪名,同時耶穌的形象也隨著時代而變化。

從 20 世紀初開始,自主、進步才是美德,儒學的帝制、五倫等觀念被視為「舊思維」。

例如,1907 年黃光黃〈論耶穌教在中國百年之影響〉(註四)主張:基督教造就了英、美、德、法諸列強,儒教則使中國衰弱。受到時代氛圍影響,傳教士也不再強調「耶穌很孝順」,而是強調耶穌稟上帝博愛之心、去專制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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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漢語基督宗教文獻中,耶穌的形象變成反抗權威的青年革命家、與庶民站在同一立場。

Newscom/達志影像

又如,1928 年的〈基督教與家庭問題〉(註五),作者于振清引述了《路加福音》記載少年耶穌在聖殿的故事:耶穌 12 歲隨父母上耶路撒冷守節,守滿節期後,他的父母已踏上歸途,耶穌卻仍留在耶路撒冷。約瑟和瑪利亞走了一天的路程後,才發現耶穌未隨他們回家,故又折回耶路撒冷,看到耶穌坐在聖殿中聽道。

瑪利亞問耶穌為什麼這樣做,耶穌回道:「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此處指天父)的事為念嗎?」最後,耶穌還是隨著父母回家了。

透過這個故事,于振清指出:「尊敬父母是當盡的義務,不過要有比尊敬父母更重要的事情,那們〔門徒〕就當作那較重要的義務。」

在這裡,于振清希望展現耶穌「以真理為依歸」、不屈服於父母「威權」的形象。

有趣的是,更早之前,明末清初時期的天主教徒張星曜,也曾以這段故事來傳教(註六),他強調最後耶穌隨父母回去的情節,展現耶穌「孝順」的形象。但到了 20 世紀初,同樣的故事卻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方向。

墨子是東方的耶穌?

由於西方列強侵略,清末民初時期,作為「正統」的儒學被強烈批評,而過去被視為「異端」的諸子學開始受到重視。其中墨家具有兼愛、宗教性、重技藝等元素,更容易成為接引西學的媒介。

例如,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吳雷川 (1870-1944) 在《墨翟與耶穌》(註七)一書中指出,耶穌和墨子都充滿了社會改革的理想,可作為中國人效法的典範。民初活躍的基督教作家王治心 ( 1881-1968) 則主張,墨家崇尚儉樸的精神,和耶穌的「狐狸有洞,飛鳥有巢,人子無枕首之所」接近,因此認為墨子是「東方的耶穌」(註八)。

由此可見,耶穌的形象配合時代思潮而變化。

呂妙芬從文獻的梳理看出,從晚明時期的天主教傳教士,到晚清、民國初年的基督新教,一路以來與儒學思想的互動,反映了中西之間權力位置的轉變。而這關鍵的轉捩點是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的戰敗,讓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徹底沒有信心。在那之前中國雖然也打過敗仗,但以前認為可以「中體西用」,採納西方的船堅炮利、科學工業,還沒有打算放棄儒學。

呂妙芬說張灝先生等前輩學者早已指出,甲午戰爭後的 25 年是中國文化思想的激變時期,中國人覺得不只是科學、技術上不如西方列強,連文化都遠遠不如。民初的五四運動,就是一波文化、思想的改革風潮,當時基督教的論述也反映時代思潮。

為什麼做這個研究?

考察史料探討〈耶穌是孝子嗎?〉的呂妙芬,主要研究領域是儒學中的理學。理學很特別,承襲儒學,又兼容並蓄道家和佛學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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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理學著迷的呂妙芬說:「同一本書(理學),可以為考試而讀、變成功名利祿之學,也可以為道德修養而讀、走向成聖之學。」

Photo: 張語辰

儒學和基督宗教,看似是兩門獨立的學問、信仰,但在近代史發展上,因中西方交流而有了交集。

呂妙芬指出,就思想史來看,過去學界傾向認為晚明時期儒學沒有受到西學影響,因為當時傳教士很少,信徒也不多。但現在很多人開始問:「儒學真的沒有受到西學影響嗎?說不定基督宗教和儒學的交會,比我們想像的還多。」

從文獻來看,晚明至民初許多中國士人接觸過天主教或基督教,雖然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人不多,但有沒有可能受到基督宗教的刺激與啓發,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自身文化,創造新的思想呢?

為了找出這些答案,呂妙芬的研究以明清儒學思想為主,希望深入理解儒學思想在近現代的變化,並試著尋找儒學與基督宗教交流的痕跡。這篇文章以 17 世紀到 20 世紀上半葉的漢語基督宗教文獻為主,探討其中論述耶穌與孝道的關係,並從中看到「耶穌是否為孝子」的有趣流變。


【研之有物】延伸閱讀:
01 呂妙芬的個人網頁
02 呂妙芬,2018 年 3 月,〈耶穌是孝子嗎? 明末到民初漢語基督宗教文獻中論孝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9 期,頁 1-46。(THCI)
03 (註一) 利瑪竇,《天主實義》 ,收入《東傳福音》,冊 2,下卷,頁 65a-b。
04 (註二) 呂妙芬,2007 年,〈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頁 359-406。(THCI)
05 (註三) 丁韙良,《喻道傳》(上海:美華書館,1869),頁 2a-b。
06 (註四) 黃光黃,〈論耶穌教在中國百年之影響〉,《萬國公報》,冊 221( 1907),頁 32-36。
07 (註五) 于振清,〈基督教與家庭問題〉,《真理與生命》 ,卷 2 期 18( 1928),頁 506。
08 (註六) 張星曜,《天教明辨》,收入《 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 ,冊 6,頁 196-197。
09 (註七) 曾慶豹,〈《 墨翟與耶穌》 導論〉 ,收入吳雷川著,曾慶豹編注,《墨翟與耶穌:吳雷川著作集(二) 》 (新北:橄欖出版公司,2015),頁 xv-xvi。
10 (註八) 王治心,〈東方的耶穌—墨子生活〉,《野聲》 ,卷 1 期 6-8( 1920),頁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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