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歷史取經
美國費城舉辦遊行後疫情迅速爆發，造成 5,000萬到1億人左右死亡……西班牙流感給人們留下極深的印象，而這次的COVID-19(武漢肺炎)，人們再度向過去取經，從西班牙流感的防疫經驗中，尋找能為今日疫情帶來轉機的啟示。
1918年流感/西班牙流感
其實，人們至今仍難以確定西班牙流感起源何處。有人說是東亞，也有人說是美國的堪薩斯州，起始點難以確定。
但唯一確定的是，西班牙並不是因為身為西班牙流感的起源地，因而獲得「冠名」的殊榮。
「西班牙」流感
1918年，當時世界諸國正忙著投入更多資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因此各國為了避免打擊民心，紛紛對媒體採取嚴格的管制。
唯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採取中立的西班牙，媒體並沒有受到國家嚴格的管控，才有機會對流感大書特書，意外的讓西班牙疫情看似特別嚴重，最後因緣際會下，讓 1918年的流感被稱為「西班牙流感」。
而這場大肆流行的流感，又能給現在努力防堵COVID-19(武漢肺炎)的人們什麼啟示？
1. 政府反應快
政府的反應必須要快，才能在疫情散布初期就降低大規模流行的可能性。
這點也的確體現在當今的防疫政策當中，在美國疫情爆發初期，就曾有人批評美國政府進行檢測的動作不夠快，無法迅速了解疫情的規模。
避免大量人口集中
了解疫情規模最大的目的，是政府必須要決定是否禁止大型集會，以及「大型」的具體標準。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時，美國費城案例迅速爆發的原因，便是沒有禁止大型集會。
一切「沒有」在掌控中
歷史學家威斯(Thomas Wirth)在《賓州：中大西洋地區研究期刊》回顧了這段 1918年費城西班牙流感大爆發的歷史。他指出，在當年 9月28日遊行舉辦前幾天，當時海軍醫院負責人告訴採訪他的《公共帳本》雜誌：「沒有提高警戒的必要，我們相信一切都在掌控中。」
遊行舉辦了。超過 20萬人上街參與，慶祝即將到來的勝利。一周後，據估計約有 4萬5,000人感染西班牙流感。
護士、護士，更多的護士
很快的，醫院、停屍間、墓園的容納量已經到達極限。根據 2009年一份研究來看，在費城舉辦遊行後，72小時之內市內 31家醫院的病床全數客滿。
當時，費城公共衛生負責人克魯森(Wilmer Krusen)就曾說：「如果你問我費城想克服傳染病最重要的三個關鍵，我會說『護士、護士和更多的護士』。」
姍姍來遲的封鎖令
一直到 10月3日晚間，費城市議會才下令關閉所有學校、教堂和公共娛樂場所。那時，一且早已來不及。
2. 資訊透明
政府坦白公開資訊，誠實以對，這絕對是防堵一場流行病最重要的一件事。當政府拒絕告訴人民事實，未來將會侵蝕整體社會對政府的信任感，造成巨大的防疫漏洞。
「換個名字的一般流感」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另一個原因，正是政府不希望打擊戰時士氣而隱瞞疫情，造成最後整體信任體系崩潰。
當時，政府官員告訴人民這只是一般的流感，不過換上另一個名字，並沒有告訴人們現正發生什麼事。
當身邊的鄰居在生病後 24小時紛紛死亡，人們開始意識到事情不大對勁。街上開始出現耳朵等處出現黏膜出血症狀的病患，恐怖的畫面使人們迅速認知：這場流感絕對不是官員口中的「一般流感」。
謊言的結果
政府撒謊的結果，是人們再也不相信任何事物，不相信政府、不相信被告知的任何事情，甚至不相信彼此。人們被孤立成個別單位，形成西班牙流感疫情本身之外的另一場危機。
政府失信於人民的另一個結果，是任何重要公衛政策都難以推動。當政府被迫誠實告知大眾疫情的真實情況時，為時已晚。
最致命的錯誤
因此，《瘟疫：最致命流行病的故事》一書的作者巴里(John M. Barry)在著作中便指出，「撒謊」是政府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所犯下最致命的錯誤。
他說：「我在書中寫到了信任感在社會各個層面逐漸瓦解，最後導致一系列的崩潰的過程。」
3. 別掉以輕心
不論是政府、社會或是個人，小看疫情的態度往往會導致龐大的代價。
當年西班牙流感在費城大爆發的時候，另一個城市採取另一種對策，成果遠勝費城。
聖路易市在當年搶先關閉學校、遊樂場、圖書館和教堂，超過 20個人的集會也被禁止。一系列跟時下政府們採用極為相似的政策，在當年也產生顯著的效果。
雖然仍然爆發感染案例，卻遠沒有大流行的費城嚴重。
病毒表現一樣，表現不一樣的是政府
因此，設址在倫敦的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的領導人及醫生哈契特(Richard Hatchett)接受媒體《My Modern Met》說：「比較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爆發時的情形，他們(上述三國的政府)在疫情爆發最開始便迅速且積極地介入。」
「沒道理認為病毒在歐洲或是美國的表現不同於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