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電影的省思 真正的敵人不是同胞

by:山謬
9516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友站全球中央文/ 童一寧 (本刊特約記者) 

在對抗瘟疫的同時,我們經常會忘記,真正的敵人是病毒、是細菌,而不是同胞。這一點,數百年來,幾乎沒有改變過。

post title

《 以黑死之名》呈現出了歐洲黑死病大流行時英格蘭的情境,片中處處可見當時髒亂的環境。

Photo: Chris Yang

從電影中看過去

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在全球擴散開來,成為人人聞之色變的話題。其實人類的歷史,就是一段與瘟疫鬥爭的生存史,從中世紀恐怖的黑死病,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流行性感冒,再到致死率極高的伊波拉,甚至禽流感、愛滋病⋯⋯。許多優秀的影視作品重現並且記錄了從古到今,人類對抗瘟疫、奮力求生的艱辛過程。

上帝與女巫的抉擇 《 以黑死之名》控訴活祭

2010年的電影《以黑死之名》(Black Death)就是以中世紀黑死病肆虐之下的英格蘭為背景,描述一群戰士奉教皇之命出征,要去尋找一個不受瘟疫侵擾的村莊,緝拿村莊裡據說擁有超能力的女巫。這群戰士在途中,找到了一位年輕的修士當嚮導,騙他要去尋找瘟疫解藥。最後當戰士們找到女巫,修士在信仰與瘟疫、上帝與女巫之間,必須做出抉擇,到底要相信什麼?是要信仰縹緲遙遠的上帝,還是要跟隨眼前活生生、美麗的女巫?

post title

目前人們還無法回到過去,一探歷史的真相。但是,從影視劇集中,人們能有機會一窺歷史要教給我們的重要一課。

Photo: freestocks

下一個女巫在哪裡?

片中對於數百年前歐洲平民惡劣的生活環境多所著墨,全片幾乎沒有一個人的臉是乾淨的,鏡頭所見之處不是汙水橫流,就是鼠輩橫行。此片更以瘟疫為隱喻,描寫人心之脆弱,信誓旦旦追隨上帝,卻隨時可能被眼前的死亡所動搖。同時也控訴了黑暗時代對於女巫的浮濫指控,凡遇任何無法解釋、無法解決的困境,男性掌權者卸責的方式,就是以無辜且聰明的女性頂罪,指責對方為女巫,綁在木樁上燒死活祭。但再怎麼活祭也不會改變疫情,於是只有不斷活祭,不斷「製造」女巫⋯⋯。

故事中修士與戰士們剛剛上路,就遇見一群村民對著一個被綁在樹上的女人叫囂,說她是為全村帶來災禍的女巫。修士為女人求情,村民說:「她帶來了死神!」修士卻回答:「是死神自己要來的。」這個問答某種程度也預言了如今的現狀,只要與新冠病毒沾上一點邊,就被視作洪水猛獸,歐洲、澳洲不時傳出有華人被毆打,許多外地人滯留當地無法回到家鄉。

post title

每年流感季時,紐約都會定期舉辦防疫演習,以應對屆時大爆發的疫情。

美聯社/達志影像

刻劃抗疫最前線 《流感來襲》描繪人性

另一部Netflix 最新推出、全套六集紀錄片《流感來襲》(Pandemic: How to Prevent an Outbreak)中,也有類似的情節。2014年到2016年,西非爆發嚴重的伊波拉病毒疫情,聯合國派出了醫療團隊常駐民主剛果,希望協助當地政府控制疫情。當地民眾卻認為,伊波拉就是這群從天而降的醫生所帶進來的。極度的恐懼演變成難以遏止的暴力,聯合國醫療團隊接二連三受到暴民攻擊,營地遭到燒毀,醫生受傷。但片中的醫生仍然不顧危險,一次又一次回到剛果營地,以肉身做為最後的屏障,努力將疫情封鎖在剛果當地。

《流感來襲》拍攝團隊橫跨世界各地,從大都會紐約到奧克拉荷馬州的小鎮醫院,從偏遠的剛果、印度到越南。一位紐約的流行病學家說,如今面對流行病最大的挑戰,不是「流行病來不來」,而是「什麼時候來」。片中以1918年的大流感為例,當年全球人口不過18億,卻造成了1億人的死亡,那時交通不及今日便利,人口流動也沒有今日快速,一旦類似疫情捲土重來,傷亡難以想像。

以紐約為例,每年流感季來臨時,相關單位每週都會固定舉行疫情會報,由各地方醫療主管報告疫情變化,同時也會定期舉辦大型的防疫演習,讓醫療人員熟悉防護工具、防護衣的使用與穿著,處理患者的標準流程等。

post title

圖為紐約街頭的一名醫護人員。負責防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常常也是流行病中最尷尬的一群人。在醫院裡,他們是民眾最需要的一群人;在街上,卻成為民眾敬而遠之的人。

美聯社/達志影像

他在醫院工作

諷刺的是,相關防疫措施所依靠的僅僅是地方政府的特別預算,2020年之後,這筆預算還要再重新編列審查,到時是否還會繼續得到支持,沒有人說得準。大城市尚且如此,在奧克拉荷馬的小鎮醫院情形更糟,醫院裡僅有一名醫生,連續上班72小時,吃睡都在醫院裡,病人得不到適當的診療資源,醫生也得不到適當的支援與休養。明明是在防護流行感冒蔓延,但醫生自己最後也成為流感患者。

同時間,這些從事流行病防疫工作的第一線人員,還要承受來自社會與家庭的另類眼光,那位紐約的流行病學者,竟然不敢讓她五歲的雙胞胎知道自己的職業,怕孩子在外說溜嘴,會導致同學、鄰居的霸凌或歧視。

小鎮醫生的女兒因為氣憤工作占去了母親大多數的時間,眼看母親心力交瘁卻得不到相對的回報,出身虔誠基督教家庭中的她,在長期累積憤怒無處發洩之下,無法再信仰上帝。小鎮醫生知道後,很冷靜也很感慨地說:「如果我知道我的工作會導致她失去信仰,那我從一開始就不會選擇這條路。」

這不是人類第一次與瘟疫交手,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在病毒與細菌的面前,人類的聰明才智、社會階級完全失去意義。每一場瘟疫也許可以被短暫控制住,人類可以贏得某幾場戰役,卻難以獲得最後的勝利。人類的恐懼往往在理性之前先行,在對抗瘟疫的同時,我們經常會忘記,真正的敵人是病毒、是細菌,而不是同胞。這一點,數百年來,幾乎沒有改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