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文史貝西性騷擾三十年 「我可能有性騷擾,以及我是同志」有何問題?

by: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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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友站女人迷文/ 女人迷主編 Audrey Ko 

性別觀察追蹤好萊塢性騷擾案,凱文史貝西被指控性騷擾男童,十餘人出面指認,Netflix 表明不再合作。從韋恩斯坦到凱文史貝西,權勢性侵不分性別與性傾向,我們能做的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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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月,《紐約時報》爆出電影大亨韋恩斯坦的性暴力醜聞,現在持續有人站出來表示他們也有類似經歷。

路透社

十月,紐約時報揭露電影大亨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與性侵犯行,女星出面指認,表態自己也曾受害。蕾雅·瑟杜說得明白,「在好萊塢,只要你是女生,你就必須隨時處於備戰狀態。」社群媒體接著湧現海量 #METOO 標籤,是的,我也是,我們也是,我們曾經被性騷擾,現在我們要說出來。

#METOO,受害者有不同面孔、年齡、情境與性別,唯一不同的是性別暴力,始終是歧視與權力交織的產物,從不僅只座落單一性別。

近日,奧斯卡影帝凱文史貝西遭指控於 30 多年前性騷擾男童。男童長到今日,已成 46 歲的美國演員,那一晚卻還記得清楚,他受邀參加派對,卻被凱文史貝西抱上床,他奮力掙脫,日夜做惡夢。那年男童 14 歲,直到今日看到凱文史貝西,依然胃痛翻攪。

事件未停,截至目前,已有超過十多人出面指控凱文史貝西,具名或匿名表態,自己也曾遭受不等程度的性騷擾,《紙牌屋》發行公司 Netflix 做出聲明:「只要凱文史貝西參演,Netflix 就不會參與任何《紙牌屋》的進一步製作。」

壓垮好萊塢的最後一根性別稻草——人們早該醒醒,看看這歪曲的權力結構,從不只發生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不均等的入圍比例。

上則貼文即為今年 10月30日,凱文史貝西在twitter上發表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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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攝影師拍下了寫有凱文史貝西的名牌。不少人對於凱文史貝西在聲明中道歉並出櫃的行為感到不滿。

路透社

「我可能有性騷擾,以及我是同志」有什麼問題?

消息爆出,凱文史貝西發表聲明,道歉並出櫃,「我尊敬 Anthony Rapp 這個演員,聽到他的故事我萬分震驚。我很抱歉自己不記得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但如果我確實曾做出如他所描述的事,有不恰當的酒後行為,我欠他一次誠摯道歉。」

「這個故事也鼓勵我談一談自己的人生,我選擇出櫃成為同志。我希望從檢視自己的行為開始,誠實與公開地面對。」

凱文史貝西道歉,輕描淡寫,帶著兒童性侵的嫌疑色彩,同時出櫃,讓人看了五味雜陳,這究竟是一則道歉啟事還是出櫃宣言?

認真看,當性騷擾與違反意願的性邀請,被視為酒後難以克制的不當行為;當性騷擾堆疊時間,就能推託年代久遠不可記憶,無疑都是草率的卸責;而當同志與性侵騷擾同時並陳,也做了錯誤歸因與指涉,反同陣營長年以「同志戀者更有可能孌童」攻擊同志族群,此舉對同志形象會不會又是另一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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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談到性騷擾和性侵害時,除了女性,男性和跨性別族群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Photo: dualdflipflop

性騷擾、性獵捕、權勢性侵,不分性別與性傾向

《Vox》報導,凱文史貝西性騷擾史可追溯 30 年,10 餘位受害者指認,凱文史貝西偏好對年輕男性下手,並巧妙運用自身成功地位與環境權力優勢,上下其手,其中有獵捕意味,他樂在其中。

凱文史貝西實則無異於哈維·韋恩斯坦,權勢性侵與性騷擾手腕近似,坐居高位,權力在手,他打從心裡知道自己能夠,也清楚明白,環境有內建壓力,幾個受害者真有本事說出口又能保全自己?

又或許有人要反駁,男同志社群的互動方式本就不同,有更多肢體與性探索來確認雙方意願,不可一蓋而論,加諸「性騷擾」控訴,是否少了性戲耍的遊走空間,是否只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我們更該進一步設想,事實上,每個族群,再至每個個人,偏好的互動方式本就不同,真正重要的是個人與個人的互動之間,是否有獲得對方積極的性同意權?是否有違反意願的踰矩行為出現?是否濫用了自身資源與權力條件?

性騷擾、性獵捕、權勢性侵,這類性別暴力行為發生的根本原因,多數是權力展演,而非渴望建立親密關係。

又或許在男性總與性有高度連結的想像前提下,男同志族群的性騷擾現象更是另一個急需注意的問題——男同志是否擁有不舒服得以說出口的空間,而不至於被調侃,被嘲弄,被視為小題大作?

這點性騷擾防治運動已經努力許久,不該再次回到「被摸一下不會少一塊肉」的老路,不分性別,不分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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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示威人士在地板上寫著:「喝醉不代表同意。」藉此抗議社會上的譴責受害者風氣。

Photo: Wolfram Burner

語言決定思考,我們需要更多受害者的發聲渠道與語言

今年性別暴力事件許多,七月,Linkin Park 主唱自殺,許多原因交錯,其中一點是他曾分享過,自己從七歲開始,曾被信任的長輩長達六年性侵。讓他最痛苦的是說不出口,沒有適切的場合,沒有熟知的語言,沒有能夠肯定會相信自己的人。

受害者沒有適切的語言,描述傷害,尤其在亞洲教育體系,關於性談論得已經少,遑論性別暴力,我們僅有單薄的「懂得保護自己」、「不要深夜出門」,語言決定了思考,我們內建了咎責自己的心理,而沒有足夠的環境認知與抵抗策略。

對性別暴力一知半解,再進入到性別暴力的場景時,當然手足無措,當事人還在理解,他這麼做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的不舒服到底能不能說?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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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受害者的風氣、對性知識的不理解,都會讓許多人不願意說出自己的經歷。

Photo: Boenau

防治性別暴力之路,除了停止咎責受害者,與行為人再溝通之外,教育的積極參與也很重要,比如,積極搭建讓受害者發聲的舒服渠道、尋覓受害者的發聲語言、建置對性別暴力有譴責共識的集體環境,之於當代社會,都有我們能夠努力的餘地。

尋覓受害者的發生語言尤其,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現身說法的方法與嘗試。現今受害者發聲,常只能有一種萬般勇敢或楚楚可憐的姿態,受害者成為一個固定的位置,而未能體現其中受害的多元性與狀況,透過不同受害者的現身,透過語言的尋覓與探究,憤怒地、難受地、釋懷地、毫無芥蒂地,我們可以拓寬受害者的樣態,給予一個說出口,而不擔心被批判的可能。

如此,受害者發聲才不會永遠只有一種姿態,如此,是為了不再有更多受害者,如此,更是為了不要再有下一個視性別暴力為理所當然的哈維·韋恩斯坦與凱文史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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