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睽違了4年，我又回到這座熟悉的城市。熟悉感，來自我上回的羅浮宮《蒙娜麗莎》之旅，另外，雖說在疫情全球大封鎖期間無法出國，但我也數次進入元宇宙，到虛擬國度的巴黎造訪聖母院和紅磨坊。
有著「藝術之都」之稱的巴黎，擁有令人眼花撩亂的世界級美術館。事實上，這些美術館的收藏策略都有側重不同，形成有趣的「互補」。舉世聞名的巴黎三大美術館——羅浮宮、奧賽美術館、龐畢度中心，恰巧各自囊括古至今的主要藝術流派，反映藝術史不同的重要階段。
羅浮宮收藏古埃及文物到19世紀的歐洲繪畫；龐比度中心代表現代與當代藝術，舉凡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等等20世紀和21世紀的藝術流派；而此回梵谷特展所在地「奧賽美術館」，則負責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藝術作品，是印象派與後印象派的收藏重鎮，比方印象派之父馬奈、啟蒙畢卡索和馬蒂斯的塞尚、點畫派宗師席涅克和秀拉，以及開創印象派一詞，網美們都很愛的莫內、你以為是賣拼圖的雷諾瓦，到梵谷和高更⋯⋯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和畫作，你都能在奧賽美術館裡見到。
一輩子可能只能見一次的梵谷特展
由收藏許多梵谷畫作的奧賽美術館來主辦《梵谷在瓦茲河畔奧維爾：最後的日子》特展，自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突如其來插播豆知識：外觀四方的奧賽美術館，原先是個火車站，到了60年代，由於車站空間不敷使用，面臨到拆除的命運；結果法國政府決定將它改建成美術館，並將原先放置在羅浮宮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畫作全都搬進去，後來奧賽又在2010年和以收藏莫內睡蓮聞名的橘園美術館合併，自此，三間巴黎的知名美術館就這樣佇立於塞納河畔，對望著彼此。
咳咳，扯遠。十月份的巴黎，陽光依然赤焱。開展當天，我們早早抵達奧賽美術館。趁著行政總監Pierre-Emmanuel Lecerf身邊還沒圍滿簇擁而上的記者，我把他拉到旁邊的沙發坐了下來。
「全世界就唯獨兩間美術館能辦這個展，難度可不一般，一間是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館，一間就是我們奧賽美術館。」Pierre-Emmanuel Lecerf不諱言地直說。
為什麼？「兩個原因，第一，我們雙方都收藏很多梵谷在這段期間，也就是生命最後兩個月在奧維爾小鎮的作品；第二，這些捐贈給美術館的梵谷畫作，其實有一個條款——畫作絕不能旅行，除非借展的博物館是奉獻給梵谷的。於是，我們的梵谷收藏可以飛到阿姆斯特丹，而梵谷博物館的收藏也可以飛來巴黎。況且，這是第一次以梵谷的這個時期為策展主題的展覽，想想，畫作如此的脆弱，這大概會是唯一的一次吧。」
作為展覽的敘事，梵谷寫給弟弟的信
談起這位紅髮的荷蘭畫家，許多人對他的印象就是「瘋狂」，甚至腦中還會浮現那幅割耳後的自畫像。狂暴且湧動的創作能量，加上不穩定的躁進感，或許是使梵谷邁向瘋狂深淵的原因，但這也同樣造就了他的獨特不凡。
1888年2月，梵谷厭倦了喧鬧的巴黎，他搬到南法阿爾勒，好專心創作。由於梵谷十分欣賞高更，於是他邀請高更前來阿爾勒。兩人從10月底成為室友，說好要一同創作、激勵彼此的同居生活卻只維持兩個月，就發生了著名的割耳事件，兩人關係自此決裂。梵谷深受打擊，在隔年5月搬進聖雷米的精神病院，經過一年的靜修調養後出院，並在弟弟西奧的建議之下，在1890年5月21日搬到巴黎近郊的瓦茲河畔奧維爾小鎮，並接受保羅加謝醫生的治療。
梵谷人生最後兩個月倒數開始。
在小鎮上待了兩個月，確切來說，是87天——梵谷在1890年7月27日傍晚朝自己開槍，子彈擊中肋骨並穿胸而過，沒對內臟器官造成傷害。他從麥田走回到拉烏客棧三樓（實際走過，在未中槍的情況下，我至少也走了10分鐘），躺在房間床上抽菸，等待弟弟從巴黎趕來，最終因為傷口感染，在29日凌晨離世。
「結局早已揭曉，真正令人好奇的，是過程。」我向奧賽美術館行政總監感嘆道。
Pierre-Emmanuel Lecerf接著向我解釋，為何奧賽選擇不以作品的「時序」來展出梵谷的最後時光，反倒是用了他的心理狀態。「梵谷不只是一位畫家，他更是一位作家，他寫過非常多信件，這些信，都是為我們揭開他心理狀態和精神世界的鑰匙。也是這個原因，許多醫生和心理學家都對梵谷很感興趣，他的信總是講述著他為何悲傷、是什麼觸動了他，因此，我們才決定同時展出梵谷的畫作以及他的書信。」
「這是梵谷本人在當導覽員了吧。這算是嘗試了一種新的敘事嗎？」
Pierre-Emmanuel Lecerf向我點了點頭：「畫作和信件之間存在著關聯。他會在信中描述他的畫作，甚至在畫那幅畫的同一天寫信。比如我們發現，他畫《麥田群鴉》的那天是極度悲傷的。他寫著，他不想繼續掩飾了，他想真誠表達出自己的悲傷。這對我們在畫作的理解上有非常大的幫助。如果沒有信，你對這幅畫的解讀可以是樂觀的，可一但你知道他那天真的很悲傷，而且不打算隱藏，那畫作的解讀就很明確了。同時，在他自殺的前幾天，他還在信中寫了關於他打算在咖啡館辦展的計畫。這意味當他在畫這個系列時，他仍然計畫著未來，但幾天後他卻自殺了，這說明他的心理狀態是極端不穩定的。」
在瓦茲河畔奧維爾小鎮的87天，雖說是梵谷人生的尾聲，但他幾乎每天都完成一幅畫，卻也成了梵谷生命最多產的時光。如此高昂的創作能量，內心卻是孤獨的，每天寫信給弟弟西奧，一筆一畫把自己的感受幾乎全都記下。「對，幾乎是每一天。」Pierre-Emmanuel Lecerf繼續說：
「有些日子色彩鮮豔，有些日子則顯得低沉鬱悶。透過這些，你幾乎可以深入了解梵谷的心理狀態。你彷彿走進了他的世界，進入他的頭腦，感受到了他的思緒。」
信件的文字，輔以名留青史的畫作，讓我們看見梵谷的思緒，進而窺得他的內心。但究竟是否可能真正進入梵谷的世界？答案是肯定的，而關鍵就在虛擬實境。這正是奧賽美術館的年度大展為何需要《梵谷的調色盤》才能更完整的原因。
從顏色進入到畫作
在開始聊《梵谷的調色盤》之前，先來個前情提要——VIVE Arts和奧賽美術館是老交情了。「其實，我們2018年就跟橘園合作過《莫內－戀戀蓮池》。」VIVE Arts總監葉心宇解釋，橘園和奧賽同屬一個機構，兩者在2010年合併為印象派大本營，確切說來，梵谷是雙方第二次合作。「對我們來說，這次還是有很多新鮮的體驗，比如這是我們第一次在美術館的案子用一體機，以前都是以PCVR為主。」設置上，不需要電腦的XR Elite當然更方便了。而從梵谷特展的VR體驗區也能發現，VR的機台數量和空間規模都變得比以往更大。
因此，和早就對VR熟門熟路的Pierre-Emmanuel Lecerf聊起雙方的合作，這位奧賽美術館行政總監也由衷地對VIVE XR Elite的畫質和手勢追蹤功能讚譽一番：「現在的VR終於足夠成熟，能讓人真切地感受梵谷作品的沉浸感。」
「從顏料開始，我們從顏色進入到畫作。畫作不僅是旅途的起點，也開啟了梵谷思緒和想法的大門，一切充滿著詩意，真正沉浸在梵谷的創造力國度。」
一塊從加謝醫師借來的調色盤
「梵谷的調色盤」不僅是VR作品的名稱，更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它的本體，就展示在奧賽美術館館內。我在梵谷特展上看到了這塊梵谷最後時光的調色盤，但我心中仍然冒起了疑問——這塊梵谷用過的調色盤有何故事呢？
得到線索的那天，是個好天氣的下午。我和Lucid Realities執行長Chloé Jarry約好，抵達了位於巴黎11區的Lucid Realities工作室。
（純分享，對面有家Passager咖啡店很好喝。）
《梵谷的調色盤》是由VIVE Arts、奧賽美術館、Tournez S’il Vous Plait，以及Lucid Realities共同製作，而導演則是數次與Lucid Realities配合的Agnès Molia和Gordon雙導演。「一開始，Agnès Molia和Gordon想探討梵谷畫作中的顏色。後來，我們在奧賽館藏發現這塊調色盤，它的特別之處，在於梵谷用它來畫瑪格麗特加謝的肖像。我們認為，這可以成為故事體驗的切入點。」Chloé Jarry開宗明義這麼說。
瑪格麗特是加謝醫生家中閨女。梵谷在離開南法聖雷米的精神病院之後，搬進這座位於巴黎近郊的小鎮，一來是巴黎到奧維爾鎮上，搭火車轉公車不過兩個鐘頭左右，距離弟弟西奧不至於太遠；二來是以順勢療法見長的加謝醫生，其實是個藝術品味絕佳、人脈又廣的藝術宅宅，私下是業餘畫家不說，他更是印象畫派的伯樂，馬奈、雷諾瓦、竇加、莫內全都和他有私交，就連畢沙羅、基約曼、席斯里、塞尚都曾到奧維爾拜訪他，甚至都畫了一些鎮上的風景畫（觀光大使是你？）。想必，西奧心中的盤算也是為哥哥找一位懂他才華的醫生吧。
抵達奧維爾之後，梵谷住在鎮上一間便宜旅店，平日只吃麵包、馬鈴薯，生活的小確幸就是配瓶廉價紅酒，他幾乎把弟弟每月匯來的贊助金，全都花在畫畫的耗材了。識才又熱情的加謝醫生，時不時就邀請梵谷到家裡吃點好料，而沒錢請模特兒的梵谷也樂得開心，經常幫醫生一家畫肖像畫。用「梵谷的調色盤」繪製的《彈鋼琴的瑪格麗特》就是其中的一幅。
這天，梵谷忘了攜帶自己的調色盤，於是加謝醫師把自己的調色盤和顏料借給了他。「我畫了加謝小姐，希望你能很快看到。她的衣服是粉紅色的，背景牆壁是綠色帶橙色斑點，地毯是紅色帶綠色斑點，鋼琴則是深紫色。畫作高一公尺，寬五十公分。我很享受這幅肖像畫，但過程十分困難。」梵谷在寫給弟弟西奧的信中，這麼描述這比例怪異的直幅「雙方畫」。
進入虛擬實境不一定得把畫框拆掉
於是，Agnès Molia和Gordon兩位導演決定將這塊百年調色盤拿去3D掃描，並選擇用它當作進入梵谷內心的媒介。
《梵谷的調色盤》的體驗是這樣展開的——觀眾戴上XR Elite頭顯，瑪格麗特的肖像畫就掛在鋼琴上的牆壁，接著，映入眼簾的是加謝醫師的家中客廳。瑪格麗特的聲音作為旁白，貫穿整個VR體驗，引導觀眾一步步理解梵谷的創作狀態。在拿起桌上的調色盤之後，你會進入調色盤的「顏料地景」，這象徵著梵谷的內心世界。除了一開始用了《彈鋼琴的瑪格麗特》作引子，觀眾還會與其他四幅此時期的畫作互動，分別是《奧維爾教堂》、《加謝醫師的畫像》、《麥田群鴉》，以及梵谷的最後一幅畫《樹根》。
對我而言，《梵谷的調色盤》採取了十分有趣的取徑。虛擬實境的沉浸特性，經常被認為是新的創作媒介，不僅能讓平面藝術畫作變3D，更能讓觀眾「進入其中」。特別是當傳統藝術畫作嘗試與VR科技結合之時，對開發者而言，打破畫框、進入畫中，是個考慮都不必考慮的切入點。但是，《梵谷的調色盤》卻讓我重新思考了這個問題，這並非理所當然，原來創作永遠可以有其他的選擇。
「你們是讓觀眾進入了調色盤，而不是畫框。」我有些興奮地對Chloé Jarry表達我的發現。「是的，調色盤不是藝術品，只是一個工具。我們可以把玩這個工具，讓觀眾進入調色盤，而藝術才是需要學會如何去觀看的東西。」Chloé Jarry進一步說明：「畫家創造了2D的作品，我們不想改變它的狀態。我們想做的，是找到創新的敘事方式來觀看畫作。透過觀察，看到細節，看到技巧，看到畫作的故事，看到創作的方式。」
進入畫框裡的世界，是體驗畫作的一種選擇，如同VIVE Arts四年前與羅浮宮合作的《蒙娜麗莎：越界視野》，VR帶著我們進入達文西畫筆裡的場景；這一次，在探究梵谷生命旅程的VR作品中，卻做了另一種選擇——以調色盤進入梵谷的世界，觀眾站在厚厚的顏料地景上頭，用遊戲化的互動增加參與感，同時近距離細細品味3D掃描所呈現出的畫作「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