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學」的念頭支撐他跨越兩個大陸 15歲海達里與其他難民的故事

by:阿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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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開始,「難民」這個名詞成了許多人都熟悉的單字,儘管越來越多人認識到難民們的窘境並伸出援手,但隨著時間流逝以及媒體堆疊的印象,外界對他們的想像已經被化約成「一群處境堪憐急需住所和食物的人們」,然而透過幾位難民的敘述可知,他們需要的不只是看得到的物資而已,家人、朋友和旁人善意的對待更是決定他們能不能找到歸屬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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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靠近馬其頓的伊多梅尼當地,在難民收容區的小朋友對攝影師秀出胸前的德國國旗。許多難民將德國當成重生的地方,但不少人落腳之後卻有了不同的結論。

路透社

「你家在哪裡?」對許多人來說這個答案多半與地點相關,但是對因戰亂被迫輾轉逃往歐洲,甚至完全沒有親人在身邊的中東難民而言,這個答案一時很難說清楚,儘管他們已經被安頓在歐洲國家,但後續生活面臨到的挑戰只讓難民失望,並決定回到仍在戰亂的家。

《基督教箴言報》、《半島電台》以及《德國之聲》等媒體訪問了幾位落腳歐洲的中東難民,他們儘管經歷不同、背景不同、落腳的國家也不同,但從他們描述的經歷可以看出,最能支持一個人持續下去的動力往往與人際和社會扶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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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一處語言中心內,敘利亞來的難民們正在學習德語。德國境內為了協助難民融入社會,會介紹他們上語言課程,不過對被迫離家的難民來說,他們往往很難專注學習,因為所有思緒都還在遠方家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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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難民」亞爾瓦與她的母親

35歲的敘利亞人亞爾瓦(Arwa Bchara)和 71歲的母親札奇雅(Zakiah Bshara)住在德國北邊的基爾(Kiel),她們與近期湧入歐洲的難民有些不同,因為她們是德國境內的「配額難民」(quota refugees),數年前因為見到家園被伊斯蘭國(IS)侵略,亞爾瓦不得不放棄自己在法律界的大好前途先逃到黎巴嫩,但考慮到家人無法一起在黎國安頓,阿瓦爾緊接著又自己先申請難民資格,並在 2014年3月時被安置到德國境內,當時的她不需另外申請庇護,也可以在德國找工作,然而對法律出身的亞爾瓦來說,在德國當地的生活仍有許多挑戰。

一開始,落腳德國的亞爾瓦全心全意只想著怎麼把家人從中東帶來她身邊,她無心去上德語課,最後是靠著從電視上及朋友的談天,一點一滴學起德語,而她的母親則是只懂簡單的單字。

在德國勞工福利組織(AWO)替難民解決疑惑的杜朗(Günay Turan)表示:「難民剛落腳一個地方,常常最先思考的就是被留在另一地的家人們,…,他們需要時間才能融入當地。」

確實,亞爾瓦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德國的生活,她的丈夫在半年前過世了,幸好這件事並沒有讓她從此變得孤立無援,現階段她的鄰居:一位伊拉克人,一位德國人,會不時拜訪她家,儘管他們不懂彼此的語言。

亞爾瓦:「德國鄰居來看電視的時候,她們(指母親和鄰居)會坐在一塊喝咖啡看電視。」

「我想待在這,因為我想回報給幫助我的德國社會。」

靠自己學德語的亞爾瓦,目前已經拿到德語的B1等級證書,曾開過法律顧問公司的她,很希望能在德國當地繼續用法律的長才服務大眾,但這件事並不容易,她必須有一定的語言程度、接受在職訓練以及拿到專業證照才行,在杜朗的引薦下,她現在先到AWO擔任翻譯。

亞爾瓦與母親仍常常想起敘利亞的家,儘管德國的生活算是愜意,但年屆七旬的母親札奇雅還是想在戰爭結束後回鄉,亞爾瓦的想法則有點不一樣,她說:「我想待在這,因為我想回報給幫助我的德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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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迫害的亞茲迪人們舉著牌子:「亞茲迪人在伊拉克沒有家,沒有人權也沒有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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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悔到德國的薩布洛與蘇里曼

「到歐洲之後就能有重生機會了」,這是 35歲的亞茲迪人薩布洛(Shamo Sabro)原本的打算,2014年遭迫害且上千族人被殺的他帶著家人躲進難民營, 2015年11月時,他付了 5,000美元(折台幣約 16.3萬元)給人口販運者,並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踏上充滿恐懼的渡海之旅,最後他們終於抵達希臘並輾轉進入德國,落腳在西北的歐登堡(Oldenberg)一處曾是養雞場的難民營內,只是薩布洛原本期望的「新生」並不如所想。

薩布洛:「我沒有認識的人」,「我沒有朋友。」

憶起短短 3個月的歐洲行,薩布洛感到難受和不舒服,他談到德國政府每月給他們 510歐元(折台幣約 1.9萬元)補貼,也有非政府組織提供三餐給他們,但一想到必須和其他來自伊拉克或敘利亞的難民共處一個空間,薩布洛不由得害怕起鄰人可能與迫害他們族人的伊斯蘭國有關。

「德國是個好地方,但它終究不是我們的家」

另一位亞茲迪人蘇里曼(Murad Suliman)也有類似的情況,他付給人口販運者 1萬美元(折台幣約 32萬6,820元),帶著一家大小輾轉來到德國漢堡(Hamburg),但生活並沒有如他預期地好轉,難民營的生活充滿擁擠與惡劣的環境,蘇里曼接受《半島電台》訪問時說:「我們原本以為再怎麼樣都比伊拉克好」。

蘇里曼:「如果我們早就知道事情會是這樣,我們到歐洲之後會受到這麼多磨難,我們就不會離開家鄉了。」

最後,讓蘇里曼決定回到伊拉克的是與族人四散的絕望感,他說:「我們以前聽其他人說,亞茲迪的下一代到德國會有未來。」

現階段,薩布洛和蘇里曼都回到了仍在戰亂的伊拉克,他們是少數幾個前往歐洲之後又返回家鄉的人,薩布洛待在伊拉克境內的難民營,並告訴人們歐洲之行的經歷,但沒有太多人聽得進去,薩布洛說:「我告訴大家真相,但他們不聽」。

薩布洛:「德國是個好地方,但它終究不是我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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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小朋友剛越過塞爾維亞邊境,正努力往西歐前行。許多難民孩子必須一個人跋山涉水,支撐他們下去的除了無可比擬的韌性外,還有對家人的思念以及期待團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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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獨自從阿富汗前進奧地利的海達里

學英文。不斷學習直到你死的那一天。

前述提到的亞瓦爾或是薩布洛等人,他們都是有家人在旁的難民,但 15歲的阿富汗人海達里(Shahzad Haidari)則不一樣,他只有一個人。

10或是11歲那年,他的父親遭塔利班武裝分子殺害後,海達里一家頓時失去依靠陷入貧困,他憶起當年只感到記憶混亂和模糊,但唯一清晰的就是母親告訴他的話:「學英文。我們要擺脫這一切只有這個辦法,不斷學習直到你死的那一天。」

12歲那年,他記得某天打完零工正往回家路上,堂兄弟跑來對他說家被燒了,他的媽媽和弟妹全都不見了,並阻止海達里跑回去,堂兄弟對他說:「如果你回家,你也會被殺掉。」

就這樣,年幼的他踏上了遠征歐洲的漫漫長路。

海達里:「我(一路上)很害怕,但我沒有哭。」

一開始,沒有任何援助的海達里先在喀布爾市區想辦法生存,他在街邊賣口香糖,並到一間攝影棚打掃,過陣子和其他孤兒一起付錢給人口販運者帶他們逃往伊朗。

一群孤兒踏上了艱辛的漫漫長路,他們花上七天越過沙漠和山區,最後被人口販子安排到一間伊朗背包工廠內當童工,海達里對《基督教箴言報》記者回憶那時的經歷,表示「人們好殘忍」,當時廠長會把一半的工資拿走。

海達里:「我們那時每天從早上 8點做到晚上 8點,一天只有早上和晚上可以吃飯。」

就這樣,在背包工廠打工的海達里做了 9個月,但超時工作和非人待遇並沒有讓他忘記母親曾對他說過的話,他知道自己必須要念書,於是他和其他一些阿富汗年輕人找來人口販運者,並帶他們前進到了土耳其。

跟大家一起度過冰河的那個夜晚

土耳其的日子遠比伊朗舒適許多,海達里在這裡交到朋友,也靠冰淇淋工廠的工作存了不少錢,但他發現自己仍然沒有機會上學,所以 10個月後,他又再度動身前進西歐,路途上他也碰見其他難民,不過在通過塞爾維亞時發生了危險的插曲。

海達里與其他人,正要走過結凍的河川,但因為走上冰面的人太多導致河面出現大洞,「我們跌到河裡…當我爬出來,我覺得自己全身都結冰了」。

海達里:「我當時聽到一個人說『讓我待在這吧,我知道我要死了。』但人口販子說:『拜託,堅持下去吧』,之後那個人活下來了。」

歷經艱辛,海達里在過了 15歲生日沒多久終於來到了奧地利邊境,但他又遇上了另個難題:奧地利的國民教育只有到 15歲。

不過,這沒有打擊到海達里的意志,一路從阿富汗走到奧地利的他,向庇護中心人員拿了維也納教育局的地址後,再度靠自己的力量前進機構表達自己想上學的心。

海達里:「我(一路上)很害怕,但我沒有哭。」

某天,他接到一所學校職員打來的電話,電話中的女士表示學校董事會聽說了海達里的故事,最後他終於得以進入學校的 8年級就讀。

回憶這一路辛苦,當他想起母親當年對他的教誨時,躺在床上的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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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就是接受《基督教箴言報》訪問的海達里,目前他的庇護身分還在申請中,所以得暫時改名。他對記者談到自己從阿富汗一路走到歐洲的經歷。

Photo: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奧地利夫妻收養他

海達里的運氣並沒有就此打住,原本擠在難民收容中心的他碰上了教書的派特里普雷斯(Axel Petri-Preis)一家人,35歲的派特里普雷斯先生和太太希望能在難民議題上多盡力,他們不想讓自己只是捐款而已,所以開始拜訪難民收容中心,並認識到海達里。

一開始,普雷斯一家會定期去探望海達里,給他購買新衣並帶他出去走走,漸漸地,夫妻倆發現海達里的東西常被偷走,他們決定定期把海達里接回家住個一兩天。最後,夫妻倆下了重要決定:收養海達里。

約法三章:這是一個非穆斯林且兩性平等的家

至今,收養海達里這件事對普雷斯一家或是海達里本身,都還是需要時間適應的事,他們在收養當下與海達里做了約定,告訴他這個家庭並不是宗教為中心的家庭,對所謂的伊斯蘭信仰也有批評,另外在普雷斯家中兩性是平等的。

收養後的日子並非一路平順,雷斯先生說他常因為 16歲的海達里氣到不行,而家中 5歲的小女兒對這位大男孩的入住也常感到迷惑,有時候女兒會不斷地問:「他什麼時候才會去阿富汗?」

普雷斯太太也對自身的定位感到困惑,她對記著表示自己曾掙扎過究竟算不算是海達里的母親,但現在她待他如自己的孩子。

海達里對普雷斯一家的照顧相當感恩,這些溫暖讓他慢慢釋放掉過去的恐懼,他知道自己到了 18或20歲時,他們還是會在身邊不會消失。只是,他還是希望找到那支持自己一路到現在的母親。

「我唯一害怕的是,某天有人打電話給我說:『我很抱歉,你的母親去世了。』

海達里:「我母親愛護我,她當年不斷工作,讓我就算失去了父親,卻沒有因此中斷學習的機會」,「正因為如此,我才能有今天。」


編註:對相關原文報導有興趣的朋友,請參考:
01The children's trail: How Europe copes with a surge of young refugees
02Yazidis leave Europe and return to warring Iraq
03'Quota refugees' from Syria adjust to life in Germany

延伸閱讀:《「想對大家說什麼?」 溺死男孩父親及其他敘利亞人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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