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卡努娃(Go Nakamura)—新納粹的秘密儀式，喬治亞，2018/4/21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拍到這樣的畫面。這天稍早，我本來是在拍攝一場位於城市紐南(Newnan)、由新納粹團體「社會主義運動黨」(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組織的白人至上遊行，結果我的同事告訴我在遊行結束後，這個組織可能會在城外舉辦秘密儀式，所以我們就跑去找遊行的主辦方，並得到拍攝那場儀式的許可權。
大概在幾個小時後，我們一起到某個酒吧的後院，在那裡，我們看到了一個大大的木製納粹黨徽被擺在地上，然後大概有 15個新納粹的成員在點燃它後行納粹禮。
這真的太超現實了，我可以感受到體內的腎上腺素正在飆升，但是我仍然專注在記錄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並在儀式結束後就馬上離開現場。
在回程途中，我開始細細品味自己糾結的情緒。也就是我經歷的這一切，才能催生出這張照片。
卡比亞(Bassam Khabieh)—空襲過後，被困住的男子，敘利亞，2018/1/9
我本來只是想拍一些在東烏塔區(Eastern Ghouta)的日常照片，當時這一帶還是被反政府軍佔領、被敘利亞政府軍圍困。
當(政府軍的)戰機扔下炸彈時，我聽到了巨大的爆炸聲，等我抵達現場，我看到許多建築被毀、有人則在大聲呼救。
照片中腰部以下全被埋住的是阿卜杜拉(Abu Abdullah)，我當時真的被他冷靜的態度嚇到了，他雖然剛剛得知自己的兒子死了，自己也受了傷，但是他完全沒有哭叫，甚至還想幫助正在救他的救難人員。然後我聽到他說：「我們是真主所有，也必將歸於真主。」——這是人們通常相信自己要死的時候才會說出的話。
在我拍攝照片的時候，現場充滿了救難人員、醫生和記者，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待在一個不會干擾到其他人的地方進行拍攝。
當時我還能聽到戰機持續盤旋在上空的聲音，也擔心它們會再次發動攻擊，畢竟在拍攝空襲後的照片時，最大的風險是戰機可能會在第一線應急人員抵達後再次發動攻擊。
摩科亞(Thomas Mukoya)—日常生活付之一炬，肯亞，2018/1/28
那天是一個周日晚上，當我在看睡前新聞時，我一看到首都奈洛比(Nairob)的基吉濟貧民窟(Kijiji slums)發生火災，就抓著相機衝出去了。
現場可說一片混亂：消防員的水用完了、居民在為他們失蹤的親人哭泣、有人努力在一片廢墟中搜尋家當、有人在搶救自己做生意要用的商品。
然後我注意到一名男子站在本來是他的家、現在已經是一片廢墟的火海前動也不動，當我接近他時，他仍沉浸在自己的情緒中，再過幾分鐘後，他擦乾眼淚並向我問道：「對於把這個政府選上台的選民，這就是他們能替我們做的嗎？」
我跟他表示，我會用我的照片來講述他們正在遭遇的一切、也向他保證很快就會有人提供協助，不過他吼道：「我還寧願死了算了。」就走開了。
馬格雷夫斯(Randall Margraves)：動手揍狼醫，美國，2018/2/2
當時美國國家體操隊(USA Gymnastics)前隊醫納薩爾(Larry Nassar，身穿橘衣者，註1)坐在他的律師旁，而有 48名年輕女性一個接著一個走上聽證庭，訴說自己遭到納沙性騷擾、性虐、性侵的經歷。
我當時正在替《路透社》進行為其 3天的追蹤報導。在第二天的時候，輪到蘿倫和麥迪森(Lauren and Madison Margraves)姊妹上前述說他們的遭遇。
在敘述過程中，我注意到她們的父親蘭道(Randall Margraves，穿牛仔褲者，註2)的神情越來越痛苦，在蘿倫和麥迪森的作證結束後，蘭道向法官說：「庭上，可以給我 5分鐘和這個惡魔單獨相處嗎？」很明顯地，法官必須拒絕這個請求。
接著蘭道就往納薩爾的方向衝過去——我就是在蘭道靠近桌邊、法警準備制服蘭道、律師試圖擋下攻擊的瞬間按下快門。
註1：納薩爾因犯下多起性侵案遭法院判刑 175年，受害者高達 156人，他一貫的犯案手法都是假裝為選手治療，實則性侵她們，受害者皆為年輕選手。
註2：蘭道的第 3個女兒(Morgan Margraves)也曾遭到納薩爾性騷擾，並在先前已經出庭作過證。
索巴尼(Omar Sobhani)—倒在地上的都是記者，阿富汗，2018/4/30
那時大概是早上 8點30分吧，我和同事一邊拍攝第一起爆炸事故(註)、一邊等其他記者過來，現場已經有維安人員，然後我們就聽到背後傳出巨大的爆炸聲。
我能夠活下來，是因為我背後的水泥柱幫我擋下大部分的爆炸，也讓我在就醫前還有餘力拍照。但我看到我的朋友和同事全倒在地上，有的人受了傷、有人已經斷了氣——那天有 10名記者喪命，其中包括法新社駐阿富汗的首席攝影師沙赫‧馬雷(Shah Marai)。
這份工作真的不容易，因為你會經歷戰爭和種種暴力衝突，但是讓大家知道這裡到底發生什麼事是非常重要的。這跟政治無關，大家只是想真實呈現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不論是對我、或是對其他記者來說，那些死去的人全是無辜的人、只是一群盡忠職守的人，他們有的是我的同事，有一個人則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真的非常震驚。
註：那一天現場發生兩起爆炸，兩起爆炸的發生時間僅相隔數分鐘。在第一起爆炸發生後，許多記者趕忙前往現場採訪，而自殺炸彈客偽裝成記者混入人群引發第二次爆炸，各界相信，第二起爆炸是特別針對記者媒體的攻擊。伊斯蘭國(IS)隨後則在社群媒體坦承犯案。
布萊克(Mike Blake)—見證「零容忍」政策的畫面，美國，2018/6/18
這張照片能拍成完全是團隊合作的結果，不論是要找出營地的確切地點，還是在尋找恰當的交通工具都是。
當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開始執行「零容忍」(zero tolerance)政策，並把非法移民的父母和子女分開收監時，全世界都不明白整個政策的規模和實際樣貌是怎樣——直到這張照片出現。
為了拍攝這張照片，我請機師在地面多等了一個小時，心想營區裡的人在晚餐時間比較可能出來活動，當時的光線也會比較好。這張照片是在 304公尺的高空、用 600mm的鏡頭、隔著飛機窗戶拍下。整個過程並不輕鬆，因為小飛機又熱又顛簸，你幾乎沒辦法讓相機好好聚焦。
《路透社》是第一個把營區的空拍圖公諸於眾的通訊社，在隔天早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同時把我拍攝的照片刊在紙本報紙的頭條。(在輿論發酵後，)美國總統川普最終簽署了中止零容忍政策的行政命令。
麥狄納(Juan Medina)—她是唯一的生還者，地中海，2018/7/17
當西班牙難民救援組織「張開雙臂」(Proactiva Open Arms)的船隻接近了一艘失事的橡皮艇時，我們注意到一名女子在海浪中揮手求援——她是那艘船唯一的生還者。
她被帶上船治療的時候還處於驚嚇狀態，並告訴我們她的名字是約瑟芬(Josepha)、來自喀麥隆，也提到自己在前一天如何靠著緊抓船隻殘骸、靠歌唱讚美歌來度過夜晚。
但除此之外，她不願告訴我們她或是其他乘客的更多資訊，也不願談到這艘船到底是怎麼沉的。
後來組織成員又找到兩具遺體，一名是面朝下、身穿條紋T-shirt的女子，另一名則是 4歲大的小男孩，醫生表示有一個已經斷氣一段時間，另一個是在幾小時前死亡，他們在被救難人員包好後安置到冰庫裡。
當時整艘船瀰漫著悲傷和無力的氛圍，卻也因為救起約瑟芬而摻雜了欣喜的情緒，畢竟我們如果再晚幾個小時才發現她的話，她可能就死了。
在我跟著組織「張開雙臂」拍攝的 29天中，我們一共進行了兩次救援行動。我們搭的船則是建於 1973年，專門救援試圖從利比亞的海岸橫越地中海到歐洲的移民。
凱莉(Andrew Kelly)—來自警察的擁抱，丹麥，2018/8/1
我到丹麥報導新實施的面紗禁令(註)，當我在拍攝位於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反禁令示威時，我注意到一名女警正在和一些戴著尼卡布的穆斯林女性說話，一開始我不確定她是不是要去執行罰則，但我很快就注意到她的態度非常友好。
她在和身穿尼卡布的阿雅(Ayah)溝通時，阿雅的情緒很激動並流下眼淚，兩人最後相互擁抱。
這張照片在網路上激起了關於面紗辯論的激辯：有人讚美警察的舉動，有人批評她應該被停職；阿雅也因此受到大量關注，當她在接受《路透社》訪問、談起面紗禁令時，她說：「這真的太唐突了，我沒辦法像過去一樣從事任何我喜歡做的事情，我就像家裡的囚犯一樣。」
不過突如其來的名聲也替阿雅帶來不必要的關注，她後來就逐漸淡出鎂光燈焦點了。
註：根據新法，丹麥政府禁止婦女在公共場合穿戴只會露出眼睛的面紗「尼卡布」和罩住全身的袍子「布卡」(burqa)，違者將被罰款 1,000克朗(折台幣約 4,80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