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同時也是印度著名的中印研究學者謝鋼（Srikanth Kondapali），在印度《德干先驅報》（Deccan Herald）發表評論文章，標題是「莫迪和習近平聊很多，卻什麼都沒有說」（Modi and Xi Talked Much, but Said Nothing），或許是最佳註解。
套用印度官方的說法，這次是從「武漢精神」（Wuhan Spirit）走到了「清奈連結」（Chennai Connect），但中印在過去一年半以來，不僅沒有向前走，甚至只能努力避免往後退，舊亂未解，新事又來，只能把焦距拉遠到兩千多年前的中印古老文明往來，讓一切變得浪漫，模糊眼前的問題與矛盾。
中印古老文明往來，從漢書上的「黃支」談起
據傳印度原本選定了莫迪的選區，也是印度教聖城瓦拉納西（Varanasi），但中國多方考量後拒絕，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的清奈（Chennai）才雀屏中選。本次的重頭戲也不在清奈，而是在距離清奈大約六十公里的馬馬拉普拉姆（Mamallapuram）。接受我採訪時，印度著名的漢學家狄伯杰（B. R. Deepak）指出，早在西元前二世紀班固的漢書中，就首次記載了「黃支」這個地方，黃支也是現今位於泰米爾納德邦的甘吉布勒姆（Kanchipuram），馬馬拉普拉姆也在甘吉布勒姆的範圍內。
不僅如此，唐宋時期將佛教禪宗傳入中國的菩提達摩（Bodhidharma），也是建設馬馬拉普拉姆文化遺產的帕拉瓦王朝（Pallava Dynasty）的王子，帕拉瓦王朝也是最早和中國簽署安全協議的印度統治者，再加上已故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56年曾經訪問馬馬拉普拉姆，都讓馬馬拉普拉姆講了一個「中印延續文明對話」的好故事。
然而，這樣的好故事僅為中印第二次非正式會晤說了一個好的開頭，圍繞在文明對話與人文交流，始終無法為中印關係帶來實質進展，無論是貿易逆差、喀什米爾問題、邊界爭議，還是區域與全球戰略協調，中印都沒有找到清楚的藍圖，然而明年就是中印建交70週年，「中國夢」和「新印度」都需要一個衡平、穩定且具有可持續性的中印關係，習近平與莫迪卻還沒有準備好作出大膽的妥協與讓步。
避免惡化為優先，中印關係的實質改善還是「希望」
「全球戰略和供應鏈正在面臨轉移，特別是在亞洲，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之下，中印必須要確保，至少在這段期間，兩國關係不要惡化。」印度退役陸軍准將，也是新德里智庫德里政策小組（Delhi Policy Group）資深研究員賽格爾（Brig. Arun Sahgal）從戰略角度出發，接受我採訪時，他強調中印管控分歧的必要性，中國也不希望把印度推向美國，甚至變成印太戰略中圍堵中國的一份子，「中國希望和印度保持一定的交往，未來可以作為槓桿籌碼。」
然而，於此同時，中國顯然也沒有放棄其他牽制印度的動作。習近平訪問印度之後，前往尼泊爾訪問並承諾35億人民幣的援助，延續一帶一路的戰略計劃，這也是中國領導人暌違23年首次訪問尼泊爾。不僅如此，在習近平訪問印度之前，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才到訪中國，中巴在喀什米爾議題上的共同表態，惹得印度不滿。
中國在南亞保持微妙平衡，印度同樣也兩面出招、多邊下注，「我們很興奮能夠迎接習近平主席，但同時我們也沒有放棄平衡中國的努力。」印度觀察者研究基金會（Observor Research Foundation）資深研究員拉賈戈帕蘭（Rajeswari Rajagopalan）指出，美印日澳四國對話（Quad）近期升級到了部長層級對話，就是最鮮明也最實際的例子，再加上印度維持對美日的戰略合作，以及在區域中搭建迷你多邊（Minilateral）合作，像是印度-日本-澳洲三邊對話、印度-澳洲-印尼三邊對話等等，這些都是基於對中國崛起的共同戰略擔憂，同時也都是隨時可以向上升級的機制。
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中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最適合形容中印關係當前狀態，不僅是權力平衡，某種程度上也還有一些恐怖平衡的意味。印度外交秘書顧凱傑（Vijay Gokhale）在記者會上說，習近平和莫迪兩天的非正式會晤裡，並沒有談及喀什米爾問題。喀什米爾問題無非是近期中印最具衝突的話題，在中印非正式會晤這樣一個最為彈性舒服、沒有議程的自由交流之中，中印領導人卻沒有談到喀什米爾問題。當然，有分析認為這是因為印度的強硬態度已經非常清楚，也有聲音相信習近平和莫迪有談到喀什米爾，只是用比較迂迴的方式且不願公開，但和賽格爾一樣，認為印度可以拿新疆和香港問題作為籌碼，讓中國在喀什米爾問題上「有同樣默契」，「印度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在新疆和香港問題上多說話，但是中國應該知道，我們可以。」
由此可見，中印關係主要是從2017年的中印洞朗對峙中學到教訓，公開指責彼此並任由局勢發酵，對兩國而言都是傷害，然而把問題拉到幕後談卻依然沒能談出個所以然來，因此特別需要非正式會晤的「沒有議程」、「沒有紀錄」與「沒有共同文件聲明」。非正式會晤是中印為了在矛盾中互動創造的一個新的互動模式，但顯然並非最終解方。
習近平和莫迪已經同意要舉行第三次非正式會晤，但拉賈戈帕蘭認為，非正式會晤對中印或許有「控溫」效果，但卻無法替代國事訪問，「有議程結構的正式對話是有絕對必要的，不然我們會持續會面，只是為了會面，卻沒有辦法真正有所進展，因為不會有會後的成果文件。」
中印關係突破 需要真正的讓步妥協
中印第二次非正式會晤，最令人失望的或許是經貿合作，因為這是中印最有可能做出突破的領域，在習近平到訪之前，印度也有消息指中國可能宣布70到80億美元的對印度直接投資，但習近平和莫迪只是同意建立高級別經濟與貿易對話（High-Level Economic and Trade Dialogue），印度財政部長西塔拉曼（Nirmala Siotharaman）將會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繼續談」。
印度2018年對華貿易逆差逼近600億美元，即使雙邊貿易額突破歷史新高來到955億美元，對印度都是非常不健康的，中國對印度直接投資近年雖有成長，歷年累積直接投資也不過是80億美元，習近平2014年宣布五年200億美元的投資也沒有落實。9月舉行的中印戰略經濟對話上，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副主席庫馬爾（Rajiv Kumar）就直白地對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說，貿易逆差問題已經不只是經濟問題，當受到越來越多的公眾關注，就成了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然而中國目前卻只願意做出極小的讓步，包括增加採購印度的農產品，或是減免28項印度藥品，主要為抗癌藥品的關稅，然而這些對於龐大的印度對華貿易逆差，都只是九牛一毛。印度期待中國增加對印度的基礎建設投資，以及對印度打開資訊產業與製藥產業的市場大門，都等不到中國的積極回應與實際動作。
「對印度而言，突破只能是來自於經貿，未來三到六個月將會是關鍵。」賽格爾之所以說「三到六個月」，是因為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進入最後談判階段，印度九月在越南的磋商中讓步，同意對其他成員國減免關稅，中國有80%的產品將會得到優惠待遇，印度也會立刻對28%的中國產品取消關稅，其餘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則會分為5年、10年和15年分批取消關稅。
雖然《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預計將在明年簽署，但賽格爾認為沒有這麼簡單，因為中國也必須要對印度做出相應的讓步與妥協，「除非有真正的條件交換與互惠，否則我不認為會這麼容易，特別是我們不知道新建立的高級別經濟與貿易對話，是否會如此順利的舉行。」
不確定性高 暴露中印的信任赤字
賽格爾對於高級別經濟與貿易對話舉行的不確定感，其來有自。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一直到習近平抵達的前兩天才正式公佈。就一般的外交高層訪問慣例，提早公佈日期展現了對彼此關係的重視與信心，同時也是對外釋放特定政治訊號的方式，然而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卻遲遲無法敲定，甚至在印度媒體引起「或許會延期或取消」的揣測，「事態有變」的揣測甚囂塵上。
特別是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原本應於九月上旬訪問印度，並舉辦新一輪的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議，卻因印方的行程安排而無法成行。即使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 Jaishankar）在就任100天的記者會上，特別澄清不應對此有過多想像，卻難以掩蓋中印互信不足且矛盾難解的尷尬。
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最終得以舉行，顯示了中印雙方對外描繪友好互動的意願，卻也難以掩蓋沒有實際成果的空泛聯誼事實。「如果中印關係真的和他們試圖營造的一樣，那我們應該要看見國家對國家事務的實質成果。」中國分析與策略中心（Centre for China Analysis and Strategy）創辦人拉納德（Jayadeva Ranade）說得很直接，他認為所謂的領導人的私人友誼，以及其所能夠發揮的化學作用，都只能走到一定程度，也就是現在所看見的人文交流與所謂的文明對話，唯有實際在國家利益問題作出勇敢決定，中印關係才能有所改變，「中印最重要的是找出和平、穩定且具有可持續性的平衡。」
然而，從第二次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的成果看來，中印之間的平衡仍在擺盪測試，然而兩國之間的新舊問題，並不會等待中印找到平衡之後才出現。
中印需要理解互信 並照顧彼此的敏感性
中國與巴基斯坦關係的推進、印度與美國的戰略合作、中國在南海的強勢態度與在印度洋的存在，乃至中印遲遲未解的邊界問題等等，從雙邊關係到區域競爭，乃至於對於國際秩序的規範，中印顯然有很多不同的想像與期待，一直沒能補上的信任赤字，不斷為兩國的舊問題助長火勢，同時也難以防止新問題的火苗滋長。
本次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有一個新聞意外延燒。清奈一間學校為了迎接習近平的到訪，全校2,000名學生戴上了習近平的面具迎接他，讓人聯想起香港近期的抗議與反蒙面法，吸引國際媒體的大篇幅報導，也引發究竟是「低級紅」還是「高級黑」的討論。
當然，這是當地學校的自發行為，印度支持者戴上面具，擁戴政治人物也不是稀奇事，特別是在競選造勢場合上更是常見，然而，在這樣的敏感時機，卻顯得特別尷尬，中國媒體更是對此一片安靜。
某種程度上，這個意外的小插曲，成為中印需要照顧彼此敏感性的一種寫照，也是在缺乏互信與理解之下，最容易出現的情況，單純的善意被錯誤解讀、認知不同導致的誤解，乃至於對彼此敏感性的無知，引起的火苗無限延燒。
從武漢到清奈，中印的關係不僅未見顯著改善，更偶有偏離軌道的事件，非正式會晤在沒有實質進展的情況，反倒成了某種程度的「元首觀光實境節目」，而這種期待越來越低的「元首觀光實境節目」，可以持續幾季呢？王毅在中印領導人會後，以「道阻且長，行則將至」，強調化解分歧的恆心與推進合作的誠意，在真正的改變出現之前，中印眼前的路，確實是「阻」又「長」，需要真正實質的「行」方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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