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印度因一名婦女尼瑪拉．戴維（Nirmala Devi）需要錢來照顧殘疾丈夫，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出租子宮」，印度代孕產業從此正式曝光，並引發正反意見的長期辯論。
為了讓代孕產業能接受監管，有官方背景的印度醫學研究委員會先在2002年對代孕業提出監督和管理準則，等於官方允許商業代孕產業運作。這段期間，印度的代孕行業並沒有正式法律規範。印度代孕行業與歐美國家相較下，收費明顯低廉，因而開始蓬勃發展。
費用僅美國五分之一 逾半數委託者來自西方
根據研究代孕問題的印度學者薛堤（Priya Shetty）2012年11月在英國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刊登的研究報告，印度包括人工授精、代孕費及在醫院分娩的費用，大約只有英國三分之一、美國的五分之一，讓許多外國夫婦趨之若鶩。
根據統計，在鼎盛時期，全印度有多達3,000多個生育診所從事代孕工作。根據薛堤的研究，光2012年，就有超過2萬5,000名嬰兒被認為是在印度透過代孕誕生，至少有50%是替西方夫婦生下的孩子，印度每年代孕產業產值可達到23億美元（約新台幣679億元）。
由於代孕產業的產值變得如此驚人，印度政府於2008年訂定「ART法案」，確保委託代孕的外國父母會把嬰兒帶回國，且擬定代孕協定，建議應在代孕者懷孕時先支付75%的款項。接著，印度政府又於2010年修訂「2010年ART法案」，讓代孕適用於單身人士及已婚夫婦。
監管不周 孕母遭壓榨悲歌不輟
不過，將本求利的商人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印度代孕業蓬勃發展的同時，也不時傳出窮苦的印度婦女為從事代孕養家，而遭到不人道待遇死亡，這也導致印度孕婦死亡率2006年曾一度排名全球第一。即使是現在，印度在全球183個國家中也仍排在50多名。
根據調查，委託人在印度委託一次代孕，平均得付2萬8,000美元到3萬8,000美元，但代理孕母僅獲得8,000美元，甚至低於這個價錢，更讓商業代孕被批評是剝削貧窮婦女的行業。
這些代理孕母必須承擔被迫剖腹生產、大量的妊娠併發症及死亡等極大風險。許多診所常常為增加代孕成功率，把胚胎植入兩個或多個代理孕母體內，如果多個代理孕母都懷孕了，診所會祕密把多餘胎兒流產，許多代理孕母受到不人道待遇，甚至因此死亡。
2019年，一名42歲高齡產婦在新德里一間醫院死亡。經調查，這名婦人是代理孕母，但卻患有肺結核、腦部積水及憂鬱症，也沒有遵循適當的醫學檢查程序，顯現代孕業缺乏監管。印度社會禁止商業代孕的呼聲愈來愈高，辯論也愈加激烈。
不過，相對於反對者，印度古茶拉底省（Gujarat）阿南德（Anand）一間被稱為「嬰兒工廠」的「熱望」（Akanksha）不孕及人工受孕診所總監納雅娜．巴特爾（Nayana Patel），在被指責買賣嬰兒及靠剝削貧困婦女獲利時就反駁說，她是在幫助貧困婦女脫離苦海。
仰賴子宮涉險脫貧 能為自己身體做主嗎？
納雅娜指出，她教這些貧困婦女賺錢的技能，教她們說英語，教她們開設銀行帳戶及如何合理使用金錢，讓她們的人生可以獲得全面發展。
她說，光阿南德一地，起碼就有5,000個家庭仰賴代孕產業生活。因此，政府一旦禁止商業代孕，這些家庭該怎麼生活？
代理孕母們也反對政府立法禁止商業代孕，她們的家庭過去每個月可能只有40美元，但在從事代孕業後，一次可拿到8,000美元，立刻全家脫貧。
就在正反意見激辯下，印度一名公益律師瓦德（Jaya sree Wad）2015年向最高法院提出一項公益訴願，希望禁止商業代孕，出乎意料獲得最高法院支持，印度政府於是在同年宣布禁止商業代孕。
2016年，印度政府更進一步草擬代孕管理法案送交國會審議，這項法案僅允許結婚至少有五年且患有不孕症的異性戀印度夫婦可獲得利他或無償的代孕，完全禁止商業代孕，最後獲得國會下院審議通過。
由於遇到印度國會休會，上院未能在法定期限內通過代孕管理法案，導致法案失效；印度政府又於2019年再次提交國會下院審議通過。
這份代孕管理法案送入印度國會上院審議後，進展未如預期，印度總理莫迪所率領的內閣希望這項法案能在2020年通過，並由總統公布正式生效。
不過，全印度醫學院資深住院醫師戴伊（Arijit Dey）認為，許多不孕夫婦希望撫育有血緣關係孩子的觀念不會改變，讓商業代孕成為非法行為將是危險的舉動，可能轉入地下而失去政府監管，貧窮婦女受剝削的風險更大，因此主張訂定嚴格的法律來規範商業代孕行為。
無論印度國會上院今年是否會順利通過禁止商業代孕的代孕管理法案，但在把思辨變成傳統文化和生活一部分的印度，對代孕業的爭辯，還會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