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的「臺灣金智英們」
2019 年，《82 年生的金智英》颳起一陣話題旋風。電影細膩刻劃主角金智英在成長過程、家庭、職場面臨的性別處境，包括同工不同酬、婚姻與育兒負擔，不只衝出南韓高票房，在臺灣同樣掀起熱議。
「未婚的時候催趕快結婚，結婚以後催趕快生孩子，有了女兒又說再生兒子，生個孩子也不會改變什麼。」電影這段揪心金句，道出了無數女性面對婚育壓力的心聲。
然而，生個孩子，真的不會改變什麼嗎？
中研院社會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多年研究提供幾個具體數據。根據國外不同學者在 2005、2019 年發表的論文（Gjerdingen & Center, 2005；Kim & Cheung, 2019），當家庭迎來新生兒，妻子花在家務和育兒的時間會大幅上升，丈夫的改變則不大。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臺灣。
隨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節節上升，不過，家務勞動的時間卻沒有明顯變化。鄭雁馨從 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發現，臺灣婦女平均仍負擔近 80% 的家務，多數人白天在職場奔波，回家後，太太與媽媽們的「第二輪班」才正要開始……
臺灣婦女負擔近八成家務
誰做家事？誰來分攤育兒壓力？乍看只是小夫妻的互動模式，實際影響遠遠不止於此。
長年研究人口學的鄭雁馨直言：「臺灣女性在公領域和男性平起平坐，但如果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沒有跟上腳步，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眾多的西方調查已顯示，有沒有一個「神隊友」，將會影響女性是否想再生一胎。
然而過往的研究較少針對東亞社會，鄭雁馨採用 2016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從 3564 筆年齡介於 15–49 歲且至少有一個 18 歲以下子女的女性樣本，分析「教育程度」與「家務分工」對臺灣婦女生育意願的影響，進行本土性的實證探討。研究結果在 2020 年獲刊於美國頂尖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ge and Family》，這也是將近 10 年後臺灣的家庭研究再次登上此期刊。
從數據來看，臺灣家庭分工呈現何種面貌？
調查發現，臺灣已婚婦女平均每天要花上 6.2 個小時，包括處理家事雜務、照顧一家老小，種種占了將近八成的家務。已婚男性則大約負擔 22% 的整體家務，家事、育兒的比例相差不大。
其中，有 48.5% 的女性受過高等教育，而這些高等教育程度的婦女，通常會獲得丈夫比較多的家務支持。整體而言，妻子的教育程度、收入與丈夫投入家務分工比例，呈現正相關──當妻子的社經地位越高，有越高機率擁有一個更積極分工家務的丈夫。
換言之，家務分工會隨著社會階層呈現不同樣貌：高社經婦女確實多了不少來自隊友的「後盾」支持。
家事分工越平等，媽媽更願意生第二胎
第二個問題：家務分工會影響生育態度嗎？當先生攬下越多家務，太太們會不會有更高的生育意願？
答案很有趣。整體來說，當丈夫家務總時數增加，妻子的生育意願也會增加，但進一步分析，還有三個影響關鍵。
首先，如果區分丈夫做了哪類家務，結果則不一樣。若丈夫是勤快地「做家事」，並不會影響妻子的生育意願；但如果丈夫分攤更多「照顧子女」的工作，妻子的生育意願會明顯增加。顯然對媽媽來說，比起多洗一次碗、多摺兩件衣服，爸爸能在孩子大哭大鬧時陪玩安撫、換尿布哄睡，更稱得上是神隊友。
此外，這個影響主要發生在「一寶媽」，讓她們更有意願生第二胎；對於有兩個以上寶寶的女性，影響不大。原因可能是，經歷過一次「育兒地獄」，媽媽們便能看清隊友的「屬性」，若先生沒有放自己單打獨鬥，新手媽媽自然比較願意迎接第二個寶寶；而二寶或三寶媽要再生下一胎，必須付出更高成本、考量更多面向，因此家務分工較難產生實質作用。
除了家務分工內容、胎次，第三個影響因素則是妻子的社經背景。只有在高教育程度妻子身上，丈夫投入更多家務育兒，才會明顯提高生育意願。
總的來說，研究成果顯示：
更平等的家務分工，特別是分攤育兒工作，能提升高教育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
數據也顯示，所謂「更平等的家務分工」並不是嚴格的 1：1。實際上，只要先生負擔超過 20% 的育兒責任，就能提高妻子的生育意願。換句話說，公平只是一種感覺，媽媽期待的不一定是全能爸爸，而是隊友實際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照顧壓力，就能讓妻子備感支持。
第二輪班，東亞女性的共同壓力
鄭雁馨談到，女性承擔高比例家務是臺灣「跨世代的共同現象」。熟齡世代高達八、九成，青壯世代女性也依然負擔七、八成的家務勞動。
「減少的那一兩成，也不一定是先生做更多，可能是自動化幫了忙。」鄭雁馨犀利道出痛點。從掃地機器人、洗碗機常見的廣告語「解放媽媽雙手」、「讓媽媽不再腰痠背痛」，家務商品預設出的消費者形象，也恰恰說明了家務一把罩，仍然是社會對女性的普遍想像。
不只在臺灣。「育兒家事=太太媽媽」，這個如影隨形的標籤，普遍存在於東亞國家。
攤開數據，1990 年代中期，日本婦女每週家務勞動時數是丈夫的 13 倍；韓國為 4 倍，而且經過 20 年，「歐巴們」沒有太大改變，2019 年的研究顯示（Kim & Cheung, 2019）當家裡迎來新生兒，並不會影響韓國爸爸投入家務的時間。對照電影中金智英的無奈心聲：「醫生反問我，飯是電子鍋煮的，衣服是洗衣機洗的，為什麼我的手腕會痛？」婦女承擔「第二輪班」的壓力，仍未完全被看見和同理。
過去，男人出外打天下，女人的戰場是「家庭」，打掃煮飯、照顧老小、專心一打多。如今，許多女性同樣在職場發光發熱，但經歷生產和育嬰關卡時，她們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除了承受懷孕的巨大身心變化，還可能影響升遷、中斷年資，甚至被不友善的職場隱性「驅逐出場」。
這也是為何研究反映出，蠟燭兩頭燒的高社經女性，更容易因為家務分工而影響生育意願。
「家務分工的均衡，影響最大的通常是高社經女性。」鄭雁馨分析：「她們可能有很好的職場表現，正在追求自己的事業和成就感，一旦生產、育兒，勢必要面臨職涯和婚育的衝突。當職場和家庭讓人身心俱疲，又發現丈夫不可能調整工作和作息，總是媽媽要犧牲，越來越多女性遲疑，或者生一個後就此打住。」
停滯的性別革命：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
臺灣生育率節節下滑，一谷還有一谷低，青年低薪、高房價、公托不足都可能是影響因素。但這項實證研究也反映出，
跟不上時代腳步的性別文化，更讓不少蠟燭兩頭燒的女性成為「厭世媽咪」，不願輕易再談媽媽經。
「為什麼北歐國家的生育率能回升？很大原因是，他們完成了兩階段的性別革命。」
鄭雁馨解釋，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持續走低息息相關，西方人口學家稱之為「停滯的性別革命」──大量女性活躍在公領域中，但男性在私領域的性別角色仍然停滯不前。這也是東亞文化圈面臨的共同問題，包括臺灣、香港、日本、南韓和中國。
舉例來說，請育嬰假、獨自推嬰兒車散步、上街買菜，是街頭常見的北歐爸爸群像。然而，當育嬰假政策來到東亞，2017 年臺灣、日本、韓國的爸爸使用率全都低於 10%。 「如果文化價值、社會環境沒有跟著改變，立意良善且進步的政策反而強化了性別分工。」鄭雁馨提醒。
回看電影，當金智英滿臉疲憊而怨懟的這麼說：「可以不要再說『幫』我了嗎？幫我做家事、幫我帶小孩、幫我找工作，這難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嗎？」這或許也是大螢幕外許多「偽單親媽媽」的真實吶喊。
透過實證研究再次顯示：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家務分工也絕非是夫妻的家內風景。若我們希望力挽狂瀾、翻轉生育率，便不應該忽視公私領域的性別結構。
【研之有物】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