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藍色男孩，我驕傲

在英語圈中，藍色男孩（Blue Boy）一詞原本是指托馬斯根斯博羅（Thomas Gainsborough）於1770年創作的油畫作品《穿藍衣的少年》（The Blue Boy）。畫中身穿藍色絲綢服的少年，長久以來被視為男子氣概與理想男性形象的象徵。

但到了19世紀，英國啞劇（Pantomime）舞台上出現了有趣的轉變：女性演員在演出童謠《Little Boy Blue》時，開始模仿《藍衣少年》的造型——穿上相同的絲綢服、短褲與蕾絲領。蒙大拿大學藝術史教授瓦萊麗（Valerie Hedquist）分析，這正是「藍色男孩」被女性化的開始。在流動而自由的戲劇表演世界裡，這名藍衣少年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

「藍色男孩」的形象傳到美國後，開始頻繁出現在流行文化中，成為一種帶有嘲弄、恐同意味的暗喻，包括知名漫畫《淘氣阿丹》（Dennis the Menace）也曾將「藍色男孩」稱之為娘娘腔。

1974年，美國發行了同志雜誌《Blue Boy》，創刊封面直接致敬馬斯根斯博羅的名畫——只是畫中的青年沒有穿褲子。 自此，「藍色男孩」逐漸從帶有貶義的刻板印象中被拯救出來，被重新詮釋為「剛剛獲得解放的同性戀男性」的化身。

隨著這層新意義的擴散，「藍色男孩」也逐漸成為鼓舞LGBTQ社群的象徵；世界各地開始出現許多以「Blue Boy」為名的同志酒吧，讓這個原本來自18世紀繪畫的形象，在當代同志文化中獲得新的生命。瓦萊麗認為：

「隨著社會對男同志觀點的改變，《穿藍衣的少年》被賦予全新的生命。起初他是被嘲笑的象徵，後來卻被同志社群『重新挪用』，變成自我認同的象徵。」

藍色男孩來到日本，變成真正的女人

1960年代，「藍色男孩」一詞也飄洋過海傳入日本。然而不同於歐美多用來指稱男同性戀者，在日本，它則明確被用來指涉「跨性別女性」（Trans Woman / MTF）。

根據日本自由國民社1969年發行的《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藍色男孩」最初是用來指稱來自巴黎夜總會（Le Carrousel de Paris）的跨性別表演者，該團體多次受邀來日本表演。

由於團內多名成員都曾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引發日本大眾的強烈好奇。例如在 1964 年，雜誌《百万人の夜》刊登了一篇題為「來自巴黎的人造美女」的文章，隨後引發了一連串關於性別重置手術的報導。「藍色男孩」一詞在日本也逐漸成為「男跨女」跨性別者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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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性別重置手術，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的永井明子，他先後進行包括陰莖切除、睪丸摘除與陰道再造手術，成為日本有紀錄以來首位跨性別女性。

映画『#ブルーボーイ事件』公開（11月14日）便乗企画 SRS（Sex Reassignment Surgery：性別再指定手術）をした人々（２） 永井明（女性名：明子）。1951年2月、日本医科大学病院で男性から女性への「性転換手術」（造膣手術）を受けた（執刀：石川正臣博士）。 pic.twitter.com/EBvWCyiDaI

然而，從1965年至1996年間，要在日本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幾乎是不可能的。以「藍色男孩事件」為分界點，「藍色男孩」這個詞不再被日本所使用。

街道淨化運動：被盯上的「藍色男孩」

1965年，日本警方接到投訴稱：「可疑的女裝群體在深夜喧鬧，風紀敗壞令人困擾」，隨後便展開調查。當警方抵達現場後，發現這些身穿女裝的性工作者，其實是已接受性別重置手術的「藍色男孩」，但因其戶籍登記皆為男性，因此無法以現行的《賣春防止法》取締。

於是，警方將矛頭轉向性別重置手術本身，主張這種會使人「喪失生殖能力」的手術違反《優生保護法》第28條，並逮捕了為三名男性執刀的婦產科醫師。

當時的辯護律師鹿野琢見表示，在那個年代人們不只沒有「LGBTQ」的概念，所謂「被困在錯誤性別的身體裡」的想法，更會被當成一種精神疾病或障礙。因此，鹿野律師援引美國關於性別重置手術的醫學文獻與專家證詞，主張這屬於「正當的醫療行為」。

這起日本首次在法庭上審理「性別重置手術是否具有正當性」的案件，審理時間長達將近四年。

等等，《優生保護法》是什麼？

1948年實施的《優生保護法》是日本戰後歷史中最具爭議的法律之一。然而，在「藍色男孩事件」的審理中，該法卻被用來主張「不得使人喪失生殖能力」，成為檢辯雙方攻防的核心依據，某種程度上可說極具諷刺意味。

《優生保護法》原核心宗旨是以「優生學」為基礎，試圖防止所謂「不良遺傳素質」的後代出生；同時規範人工流產與絕育手術。儘管法律名義上是「保護母體」，實際上卻變相成為淘汰具有生理與心理障礙嬰兒出生的法律。該法施行長達48年，據統計，受影響的受害者多達約2.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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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矛盾的是，《優生保護法》第28條明文規定：「若無正當理由，不得進行以喪失生殖功能為目的的手術或X光照射。」一方面，國家可以基於優生政策，強制特定群體接受絕育手術；另一方面，卻又以同一條法律為依據，禁止出於個人意願、同樣會改變生殖能力的性別重置手術。

人人皆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在法庭上，鹿野律師進一步主張，《優生保護法》第28條的規定違反了日本憲法第11條「國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權不得受到阻礙」，以及憲法第13條「國民皆以個人身分受到尊重，其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他主張當事人「以女性身分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應受到尊重。

淑德大學社會學教授、長期研究「藍色男孩事件」的石田仁指出，雖然在今日的主流觀點中，性少數早已不再被視為精神疾病，但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辯護律師鹿野琢見仍將跨性別視為「需要治療的對象」。但石田仁也強調，鹿野律師仍試圖理解「對當事人而言，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石田仁教授感嘆，即使現在，日本社會仍很少討論性少數者的「性權利」。然而回頭來看，鹿野律師當年提出的論點，早已為性少數者權益埋下種子：

「鹿野律師過去播下的種子，正隨著時光流逝，以另一種形式萌芽。」

判決出爐！寒蟬效應蔓延

1969年2月15日，儘管法院最終並未認定性別重置手術本身違法，東京地方法院仍認定執行手術的醫生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及罰金40萬日圓的重刑。

判決中指出，日本當時對性別轉換手術的醫學研究仍不足，但同時也提出了幾項條件，說明未來若要實施手術，至少必須符合以下原則：

• 手術前需進行精神醫學或心理學評估，並進行一定期間的觀察。

• 需調查患者的家庭背景、生活歷史與未來生活環境。

• 手術適應性應由包含精神科醫師在內的多名專家共同討論後決定。

• 所有診療紀錄與檢查資料都必須妥善保存。

• 患者必須充分理解手術的風險與限制，並取得本人及相關人士的同意。

換句話說，該判決其實並未完全否定性別重置手術，而是認為在特定條件下仍可能成立。然而，由於該名醫師當時還涉及大量麻醉藥品非法轉售，導致量刑加重；再加上社會輿論的誤解，使「性別重置手術是嚴重犯罪」的錯誤觀念廣泛流傳。

岡山大學中塚幹也教授指出，藍色男孩事件的判決既有負面，也有正面影響。「判決中提出的條件，其實與今日醫療中的知情同意與手術規範概念幾乎一致。然而，由於醫界更強烈意識到法律風險，長期不敢進行手術，這種寒蟬效應對醫療發展造成了重大阻礙。」

30年後，性別重置手術終見曙光

藍色男孩事件後，自1965年起至1998年間，日本主流醫療體系因擔心法律風險，幾乎全面停止施行性別重置手術。這使得無數跨性別者被迫轉向高風險的非法診所，或是只能到國外尋求醫療救助——然而，無論是在手術之前或之後，日本國內都沒有提供任何諮詢服務。

直到1995年，埼玉醫科大學的整形外科醫生原科孝雄，向該校的倫理委員會提出申請，希望能夠為兩名患者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並申請「性別重置治療臨床研究」。1997年，日本精神神經學會在厚生省的指示下，同步制定「性別認同障礙的診斷與治療規範」的指導方針。

這套規範的成立，使性別重置手術在日本終於被正式承認為合法醫療行為。1998年10月16日，日本國內首例公開認可的性別重置手術在埼玉醫大綜合醫療中心施行。負責執刀的原科孝雄醫師回憶道，「即使我不行動，在這個人人都有人權的時代，問題終究會被解決。」

「如果我的行動能縮短這些年來的漫長等待，為在黑暗中痛苦的人們帶來一絲光明，這便是我身為醫師至高無上的喜悅。」

重啟那道藍色大門！

當年被日本警方引用的《優生保護法》，1996年更名為「母體保護法」，並刪除絕育手術規定。自2018年起，許多當年遭強制絕育的當事者向國家提起民事訴訟；2024年7月3日，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裁定，舊《優生保護法》確定違憲，日本政府實施救濟法，給予每位被害人320萬日圓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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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日本國內性別重置手術的環境已有重大改變，但「藍色男孩事件」後長達30年的「醫療空白」，包括醫療技術發展落後、專業醫療人員不足等問題，至今仍深刻影響著日本的醫療生態。

▲2025年日本跨性別導演飯塚花笑，將60年代的「藍色男孩事件」改編成同名電影，並由致力於推廣LGBTQ的跨性別演員中川未悠領銜主演。

回顧這段漫漫長路，當年為藍色男孩事件奔走的鹿野律師曾感嘆道：「1970年當時幾乎沒有人理解性別認同障礙的存在，大家甚至覺得『日本男兒怎麼可能會想變成女性』。直到埼玉醫大設立委員會重新開啟那道大門，日本對此議題的理解才逐漸追上美國的腳步。」鹿野律師接著說：

「當事人的痛苦是一般人無法想像的。當年接受那被告醫師手術的當事人曾告訴我，她感到『非常幸福』。如今的她，應該已經是一位生活美滿的阿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