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皂泡」與「禮盒」——和同事聊起聯合國的工作時，這兩個比喻頻繁出現——即便不是一戳即破的虛空，「精美巨大禮盒」裏的禮物也少得不足為道。對這種比喻，初入聯合國、眼裏閃著普度眾生光芒的實習生往往不屑一顧；諳熟聯合國工作日常、拿著低薪短期合同(合約)者則會眉頭微蹙，在沉默片刻後尷尬一笑；常年駐紮聯合國、手捧「金飯碗」的前輩多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不置可否，在茶歇的閒聊後回到周而復始的工作中。
高舉著「和平與發展」大旗的聯合國，以其所能提供的優越精神鴉片與物質食糧讓理想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皆趨之若鶩，但在聯合國工作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先來聽在瑞士日內瓦國際勞工組織總部工作的三個年輕人的故事。
「蛋糕裙」D小姐
坐在對面的D小姐是我見過最激情澎湃的理想主義者。第一天上班，我就被她五顏六色的工位吸引：那是一個布滿西班牙語口號、旗幟、海報和明信片的座位，全是關於保護勞工權益、促進人權發展相關內容，其中既有聯合國機構的高層倡導，又有基層組織的活動紀實。當身著花裙、滿頭黑色捲髮的活力女孩出現在我面前時，滿牆宣傳品都發出了激昂的迴響。
23歲的D小姐祖籍瓜地馬拉，後舉家移民美國。家鄉貧窮困苦的生產工人，與享用這些商品的美國人形成的鮮明對比，使她自青少年時就投入維護原產地貧苦勞工的基層組織。
在來到聯合國之前，她已為一個抵制Wal-Mart等全球連鎖零售商破壞人權行為的組織工作了6年，此外，她還在勞動經濟與社會保障領域擁有本科與碩士學位。由於在勞工、人權領域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專業背景，D小姐得到了在聯合國勞工組織總部實習的機會。
平日裏，她主要的工作是通過(透過)普通人的動情故事和語錄摘編，表現聯合國在保護勞工權益領域裏取得的成就，她需要利用自己過去的工作經歷，把報告中蒼白而抽象的數字轉化為有血有肉的故事。此外，她還要負責宣傳手冊和海報的製作。遺憾的是，D小姐辦公桌的電腦裏沒有任何專業製圖軟件(軟體)，只有較低版本的Microsoft Word，這是她不得不在調整格式、保存和轉化文件方面花費大量時間。
和所有來到這裏的年輕人一樣，聯合國實習的機會讓D小姐倍感自豪。她把在聯合國實習的照片上傳到facebook上，時常引來一兩百人點贊。她一邊勤奮地製造聯合國基層故事，一邊與落後的辦公軟件長時間搏鬥，同時希望利用自己在聯合國總部工作的機會廣結人脈，尋找更對口的工作機會。
我們在休息時間常常聊起自己的過去和未來的夢想。每當說起自己從前的工作，她的聲音都變得更高亢，眼裏澎湃著的陽光照射在小麥色的光亮皮膚上，映襯著自豪揚起的雙唇和露出的小白牙，講到動情處時，微胖的身體隨著她濃重西班牙味英語的激昂節奏微微顫動，濃密厚重的黑色長髮的每一個小捲也激動地打轉。
只是對於長期獻身基層勞工組織的D小姐來說，幾個月虛無縹緲的故事編寫和漫無盡頭的海報製作，除去「聯合國總部」的光環，便再無其他。
開始時，她總是鼓勵我要用積極的態度面對工作，然而幾個月後，她那燦如千陽、發自內心的笑容逐漸被一種不置可否、出於禮節性的微笑取代，像極了這座大樓裏大部分人的日常表情。
對於D小姐來講，煩惱還源於階級差異。她1900瑞郎（約為1870美元）的工資在物價高昂的日內瓦生活不是件易事，同時，她驚異地發現，這個為全球勞工爭取權益的世界權威機構的員工，從穿著、神情到生活習慣都與她所熟悉的底層勞動者毫無交集。她與自己的上司溝通起來總是很困難，她不明白，為何迎接自己熱情建議與直爽性格的，是老闆一成不變、冷若冰霜的「禮貌」；他想不通，為何她工作刻苦、性格開朗，卻被衣著體面、容貌動人的歐洲同事背地譏笑。
她不斷向我抱怨的，不是工作的艱辛，而是她所編寫的宣傳材料的毫無意義，和一種完全脱離基層、看不到自己工作實際影響的失重感。
她試著約聯合國勞動者權益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喝咖啡，通過聊天尋找可能的合作和工作機會。通過多次郵件往來，她終於爭取到一次會面機會。她為此次會面準備了一個禮拜。會面當天，她換下平時那件與工作環境格格不入的花裙子，穿上白襯衫和她可以找到的、最為正式的裙子——一條層層疊疊的黑色蛋糕裙。在日內瓦實習期間為了省錢而狂吃油炸食品讓她長了不少肉，白襯衫被繃得很緊，胸口的兩顆釦子在她激動的深呼吸下幾乎被撐爆。
整個上午，她都坐立不安地等待這次會面，然而，在會面前10分鐘她接到一通電話，因為對方臨時有事，會面取消。這之後，她又經歷了幾次類似的冷遇和一兩次禮節性會面，得到的基本是禮貌的敷衍。
D小姐用「偽君子」一詞來形容與她合作的一些同事，她的熱情逐漸被工作的虛無與人情的虛偽消磨，轉化為對聯合國體制的憤怒。實習結束前， 她反而如釋重負：「或許這裏並不適合我，還是回去接地氣比較開心自在。不過要是能建立長期聯繫就好了，或許我們的影響力還能擴大點。」
基層鬥士和高層倡導，理想和現實，大概是永恆的矛盾。理想的太陽落山，D小姐黯然離場。
模範員工「體制哥 」
認識P君的同事們都叫他「體制哥 」(Mr Institution），因為他開口講話時，總是滿口聯合國憲章和只有在聯合國內部公文才會用到的官方詞彙。
通常，他把自己正在接受的培訓稱為「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把同事喝咖啡時的日常寒暄喚作「非正式信息交換」（informal information exchange），把和上司喝咖啡叫做「拓展職業網絡」（professional outreach）。他口裏更長的官方表達我無從記起，只記得起草文件時常把P君當做自己的後援，我筆下略顯隨意的表達方式，在他沉吟五秒鐘後就變成直接可以出版的官方說法。
如此老練而官僚的P君其實只有25歲，來自印度。國際關係專業的他從大學起就把自己的人生目標鎖定為聯合國。一番盤算比較後，他決定突破印度人只有英語純熟的普遍優勢，把法語也轉化為自己的工作語言。
從大一起，P君開始用業餘時間刻苦學語言，研究生階段特別前往法國深造。20歲後，他開始向聯合國各機構投放簡歷，對於特別傾慕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總部，他幾乎沒有錯過任何一個職位。五年來，他至少投了兩三百份申請。每一份聯合國求職申請包括有針對性的介紹信、簡歷和聯合國系統無比繁複的申請表，都要根據具體工作內容進行調整。整套手續如果經過認真思考、準備，要花一整天才能完成。算下來，P君的大半業餘時間大部分都用在了求職申請上。 遵循「一萬小時定律」，身經百戰後的他自然內化了聯合國系統的話語體系，修煉成官腔大師、求職聖手。
P君的勤奮在單位遠近聞名。他每天早上七點就開始工作，下班還比大部分同事走得晚，這在帶有彈性的朝九晚五工作制下實屬罕見。考慮到法語區就業前景堪憂，他又學起了德語，並通過見縫插針的刻苦學習達到了讀寫流利的程度。在單位各種行政工作的間隙(空檔)，他主要做三件事——讀德語新聞； 進一步完善自己在領英（LinkedIn）上的自我介紹，邀請更多人認可他列出的技能點；翻看聯合國廣播新聞網首頁和工作單位首頁，把當今的新聞套在聯合國和自己部門的語境下解讀。同齡人認為他完全「體制化」的生活不可理喻，他卻樂此不疲。
當一個人把別人看來枯燥而無意義的工作和職業申請當做自己唯一的事業來經營時，實在很難不成功。 21歲在法國讀研究生的間隙，P君就得到在位於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難民署的實習；研究生畢業後又靠著自己專業的求職技能得到了在聯合國勞工組織的實習（聯合國系統內唯一的帶薪實習），經過六個月如一日的勤勉工作升格為顧問，然後靠著工作期間對某一項目持之以恆的追蹤獲得了聯合國P1合同（P即professional，是聯合國專業僱員系統中的第一級）。
在歐洲移民政策日益緊張、聯合國各部門經費日益縮減的今天，非歐洲公民要想留在聯合國系統，必須得到P級別的合同（即專業級別 ），同事間競爭之慘烈，可想而知。如今在聯合國成為永久員工，拿到「金飯碗」的可能性不大，但憑著半年或一年的短期合同，沒有官方背景的P君在在集世界官僚體系之大成的聯合國靠著自己的努力，拿到了高薪好生活的入場券。
P君和身邊大多數年輕同事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他是個赤裸裸的現實主義者。
每每談起祖國，他都會堅定地重複，他拼命工作的動力，是出於對故鄉擁擠而污染嚴重的土地的恐懼，絕非對聯合國理念的任何認同。作為眾人眼裏的「體制哥」、工作狂，他是我見過的聯合國系統裏最勤奮的年輕人；而作為朋友面前的毒舌男，他又是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宗旨的主力挖苦者：「誰在乎什麼和平與發展？下個月工資發下來，世界就歌舞昇平。」
他對聯合國系統的運作和如何在其中鑽營有著商人一般的精明而準確的算計，甚至與朋友喝咖啡時都是精準定位的「信息交換」和「職業網絡拓展」。而對聯合國總部這樣歐洲人主導的組織，他至多在幾個勤奮的印度與中國好友面前抱怨幾句，最終回應各種偏見和機會不平等的方式，還是拼命工作。「大家都無所事事的話，活總是要有人幹的，所以我們總有機會。」他從不談改變世界的理想，也打心眼裏不相信自己在安逸的日內瓦閉門造車寫出的報告和做出的Excel表格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世界。而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心態，讓他在工作時從不把注意力放在反思、批判工作的意義和影響上，從不用宏大而空泛的理想質疑工作本身，他相信，用自己的勤勉和專注，可以碾壓那些理想主義的競爭對手。
當然偶爾我們也會談到夢想，一種場合是我們都在絞盡腦汁編寫求職申請上的大話的時候；而談到更真實的夢想，P君說他的全部理想是一輩子生活在歐洲，逛名畫雲集的博物館，聽最棒的音樂會，過高質量(品質)的生活。在去過鐘錶博物館後，他又加上一條——擁有一塊百達翡麗手錶。
說到底，聯合國工作與其他類型的工作並無二致，在篩選人選時最看重的是專業和經驗的匹配度，而不是滿腔的情懷。被構建得再偉大的工作，落到實處要的只是勤奮和專業而已。務實而缺乏所謂「情懷」的P君，反而成為這個組織在操作層面上最合適的人選。
Z小姐與聯合國不成文規定
夏天從Z小姐的辦公室望出去，窗外湖畔的美麗包裹著這棟一板一眼的玻璃大樓。她回過神，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工作的核心內容是為60多個項目各編寫一份宣傳單，介紹所在機構在世界各地所完成的項目及其產生的影響。
每個項目不論背景、大小、輕重、長短、曲折，都被壓縮在高度模式化的兩頁紙裏：項目背景、合作機構、干預措施、量化成果、合作意義。這疊厚厚的宣傳品成為該部門對外宣傳的最主要出版物。 幾年來，聯合國系統經費緊缺，招到的新人都拿著朝不保夕的短合同，為表現自己、延續合同而拼命工作，而此前已獲得終身聘用的前輩則沒有這樣的壓力。這樣的機制下，臨時僱傭人員承擔了聯合國大部分出版物的撰寫、編輯工作。
大部分在聯合國工作的年輕人的日常工作與Z小姐類似：早上九點到辦公室，列出工作計劃後開始撰寫報告，回覆工作郵件，應付一些更零碎的文書撰寫工作；中午和同事或上司一起去食堂吃飯，飯後或與同事朋友在咖啡廳寒暄一陣，去圖書館看一會兒報，或去聽一聽不同部門、機構辦午間講座；下午與相關部門聯繫，以得到撰寫報告需要的相關材料和數據。下午的工作往往相當清閒，工作一陣後會約單位不同部門的同事喝咖啡，一方面是朋友間聯絡感情，但更重要的是與該機構不同部門的領導在交談中介紹自己的專長，並尋找進一步的工作機會。每個月所在的司局會有一次全體例會，平日會與直接上司很多接觸，級別上有差距，但表面上維持著平等態度。
作為研究機構，聯合國各專門機構彙集了各個領域的專家，有諸多術業有專攻的博士，研究諸如就業政策、勞動安全、童工等領域的課題，每年都會推出多項推動政策的調研報告；然而由於聯合國的研究內容往往受到實踐侷限，因而研究在理論層面很難有特別突出的創新。
進入聯合國系統後方知其險阻，為削減開支而採用的臨時合同短的不可思議（有時按天結算，有同事曾拿到過兩週的合同）且不可確定，作為非歐洲公民的Z小姐一刻也不能失去工作，否則必須立刻打道回府。這樣的狀態，讓無業者瘋狂奔走，讓暫時有工作者朝不保夕，白天工作，晚上找下一步出路。能否獲得下一份合同與個人表現關係甚微，主要取決於所在部門是否有預算。於是工間與同事喝咖啡社交不僅是寒暄的解悶，而成為一次次非正式的內部求職。
初入聯合國時，Z小姐也曾滿懷憧憬，並深為身邊同事的國際化和各種口號、講座中所呈現的心懷天下的世界公民責任感而感動，相信正是自己和同事的努力，帶來了遠處大幅海報上非洲少女的幸福笑容。然而時間長了，她卻在日復一日的文案撰寫中迷失了工作的意義。她感覺自己像龐大體系裏的一顆螺絲釘，往復運動卻完全弄不清整個體系的運作模式，感到由畫地為牢帶來的渺小感和無力感，在基層做社會調查時的疲勞轉化為如今久坐產生的鈍痛，想象中追夢路上平疇千里的馬蹄達達化為高跟鞋踩地時的生硬聲響。
製作關於每一個項目的宣傳頁時涉及挑選圖片，關於照片的使用有不少不成文的規定：照片裏的人們即便衣衫襤褸、生活艱難，也要露出幸福的微笑。諷刺的是，Z小姐在製作宣傳品過程中，在其他部門的海報和文件裏，在聯合國系統高清圖片庫裏一次又一次邂逅那個微笑著的非洲小姐。
這個龐大官僚機構利用對她的笑容的複製、黏貼來講述官方版本的「國際發展」故事，實際上卻從未真正有效改變她的微笑背後那片百廢待興的土地。
這個長方體大樓裏的辦公室從外面看，像一個被分割為多個養殖欄的方形大魚缸。兩排辦公室中間是各部門的儲物間，儲物間和辦公室之間夾著東西兩側的狹長走道。地上11層的大樓，每層大約有60多間辦公室。樓體狹長、人員眾多。大樓的地下大廳裏懸掛了兩幅掛毯，一幅是千百個立體主義風格呈現的抽象工人形象，另一幅是名畫《格爾尼卡》的仿品。高度抽象化的屠殺、戰爭場景，出現在工作場所的背景下，在Z小姐看來，像是在講述人們如何一點一點被工作吞噬、異化的故事。 Z小姐週末坐著名的冰川線看瑞士美景，一路八個小時的慢速火車上，悠悠然吃一道道由侍者端上來的菜，毫不費力地看著全景落地式的火車窗外，景觀農業造就的了無雕飾痕跡的極致美景，確是一次秀色美食的盛宴和一次鐵腚(鐵屁)神功的修煉。然而，此行在她看來絲毫沒有帶著乾糧爬山時山窮水復、彈盡糧絕之忽見柳暗花明，最終面對山頂的一覽眾山小的喜悅之情。
瑞士冰川線的乘坐體驗，是在聯合國系統工作體驗的恰當比喻：在纖塵不染的高級車廂裏，一邊吃侍者端來的食物，一邊對著窗外的美景指指點點，外面烈日當頭或狂風暴雨都絲毫不影響車廂內乘客的興致；乘客認為窗外的風景就是世界的模樣，殊不知那些報告裏被簡化和美化的現實盆景匯成的瑞士風光，與世界現狀千差萬別。
更多端傳媒精彩內容：《把台灣，拼進東南亞這塊大圖裏》
《維冠大樓倒在我家──鄰居大哥、居酒屋老闆和玉皇大帝，年節都在救災》
《V太太：浮誇的婚儀中，我們扮演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