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一個女人,在印度(社會文化篇)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友站南亞觀察文/ 林汝羽 

印度社會菁英當中女性比例正在快速提高,女性的參政比例在亞洲國家中相當亮眼,但是女性識字率與女嬰死亡率仍然堪憂,這也是印度社會大眾熱烈關注的問題。我認為,從公眾教育改變人們認識現象與思考問題的方式,才有可能致使更多關於性別關係的想像與實踐在印度開展,從而探討公平的定義與準則。我在這片次大陸上,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身份生活了五年,我了解做為一個女人在印度,跟在別的地方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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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一種性別的養成

一個女孩在成長過程中需要面對自己和兄弟在家庭中受到不同對待的經驗。在大部份的印度家庭裡,男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完全不需要動手煮飯清潔,養成了一個個「媽寶」,女孩則從小就要接受各種家事訓練,學習接受自己在家中處於次等的位置,尤有甚者還必須忍受兄弟的欺負。傳統印度教徒家庭在沒有將小女兒嫁出去之前通常不會讓大兒子娶媳婦,因為當兒女都到了婚嫁年齡,兒子可能成為家中掌管經濟權的一家之主,媳婦的加入可能會排擠原本要分配給女兒的資源。儘管思想與身體的解放可能隨著教育程度提高與工作經驗增加而拓展,但當女孩結婚後,不管她在職場上有多麼專業,她仍然被整個社會期待擔負更多的家務勞動和育兒義務。

這種責任感成為一種內化的直覺,使得女性長期委身於受壓迫的情境中不求直接改變結構上的不平等,而是逆來順受。或者,在改變與家庭和諧的取捨當中,她又回到了那個身為女性的某種自我期待:柔順、和諧、舒適生活的提供者。每當我看到被視為是最幸福愛侶的Krishna和Radha圖畫被裝飾在婚禮或家居,總是想到這些神話故事的內容,到底可以影響人們對於幸福婚姻的想像有多深?(為愛犧牲一切,逆來順受把愛人當作神一般崇敬順服的Radha甚至不是Krishna的合法妻子──Krishna的確是個神,但他有3000個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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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變女孩養成的過程的種種論述中,也有人認為女性地位提高必須從打破宗教與習慣的禁忌下手。通常女性在經期是不允許進入印度教寺廟的。尤有甚之,某些印度教寺廟並不完全對女性開放,因為女性有月經。(當然這些通則在某些地方都有例外,像是崇拜Bhagavathi和Kamakhya和Santhoshi等devotee的寺廟在Kerala, Assam等地只允許女性進入)。2016年1月,在Maharashtra著名的Shani Shingnapur temple,一群女性以象徵的形式抗議祭司在女性信徒膜拜後舉行淨化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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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風氣徐徐而來

社會風氣的改變需要社會的成員開始習慣與想像其他可能,這也是眾多非政府組織極力要靠公眾教育開創的。公眾教育和人們積極思變的精神也並不是唯一的改變推手,在極度貧窮的鄉村地區,將於都市賣淫所得的大量金錢寄回家建起「豪宅」的女性透過炫耀資本拿回尊重,這種物質至上觀念反映出金錢等「外部因素」也同樣有能力影響人們對性別的想像。

無論真正的原因是否是貧窮,我們都必須記得,印度是一個非常多樣化的社會,我在這裡所提到的例子,都不是絕對,雖然如此,這些卻是絕大多數印度人都明白的常識。這樣的常識裝在腦袋裡,影響人們看待自身與結構的方法,性別不平等的受害者絕對不只有社會中的一個性別。當我們觀察性犯罪中男性加害者的生命經驗,往往發現他們侷限於其所生長的宗教與民族次團體,缺乏透過教育或就業來拓展對外經驗的機會,身處在男女比例不均衡的人口結構(印度男女比是107.6:100)中,缺乏正常宣洩慾望的管道(因為一般被認為骯髒的、有損名譽)。

調戲與騷擾女孩變成一種性行為的替代模式,也是標記自己在我群當中地位的一種儀式。如今在農村,女性在包辦婚姻當中也開始有發言權去否決父母親決定好的對象,婚前雙方父母默許下短暫的交往期也逐漸普遍化。當印度人開始稱這種改變為現代化,我卻認為這是一種資本主義精神與生活方式逐漸深入群體社會生活,逐漸使得個體,自我等等的價值觀受到重視,若將這些改變視為「現代化」,會不會導致個人身份認同與過去的歷史造成斷裂,正如同過去殖民時期所造成的斷裂與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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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眾對身體自主權的討論或許可以從輿論對女演員Deepika Padukone一連串從自我揭露憂鬱症,到主演My choice這支Vogue(國際時尚雜誌)Empower女性的影片論述中窺見一二。在這支名為「我的選擇」影片中,Deepika卸盡鉛華,以一種真我的姿態被包裝,說出一連串自我宣言。Deepika在影片中將身體性自主與婚姻兩者分開,內容引發同時來自男性與女性bloggers的敗德批評。儘管人們已經在做了,卻不能「正當地」說,婚姻外的浪漫愛與肉體關係仍然被認為是「不能說的祕密」,人們認為這應該被視作是羞恥。

My Choice

Vogue的影片推出之後,網路上很快地出現了擬仿短片,男性版「我也有我的選擇My Choice too」

媒體:事實與虛幻的邊界

近年來印度的廣告內容與電影不斷挑戰大眾輿論的界線,不僅成功製造話題,也引發社會大眾思考。賣座電影歌曲Radha wants more(電影Student of the year)點出都市年輕女性往自主方向發展的現代性面貌,歌曲Sheila Ki Jawani(電影Tees Maar Khan)中女星在床上唱著”I am too sexy for you. You will never get me”是臣服於父權體制的挑逗或是第二代女性主義張揚欲望地示威?電影Dum Laga Ke Haisha 則質問婚姻究竟帶給兩個條件上完全讓對方失望的人什麼樣的可能,呈現體型、職業地位都不能阻礙愛的發生。此外也有更多的擬仿網路影片反擊「女性主流化」的矯枉過正,描述女性利用自身的「弱勢話語權」要求讓座、讓權,甚至對男性進行情感或者金錢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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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許多人透過篩選後的國際新聞認定印度是落後、女性不受重視的國家,統計數字卻顯示印度並不是全世界強暴案發生率最高的國家,也不是女性地位排名最低落的國家。因為文化的差異與訊息管道的接觸範圍有限,我們很容易產生刻板印象認為身為女性在印度一定是一樁悲劇。

印度社會菁英當中女性比例正在快速提高,女性的參政比例在亞洲國家中相當亮眼(姑且先不論她們當中有多少人是誰的遺孀或女兒),但是女性識字率與女嬰死亡率仍然堪憂,這也是印度社會大眾熱烈關注的問題。在眾多經濟誘因之下,我個人認為,從公眾教育改變人們認識現象與思考問題的方式,才有可能致使更多關於性別關係的想像與實踐在印度開展,從而探討公平的定義與準則。「發展」不一定能帶來改變,印度以外的政治哲學原則或許不適用於印度,然而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各種不同的意見與想法同樣重要。發展的政治或許不允許異議拖緩了「進步」的速度,然而我相信印度源自古老文明的對多元性的尊重,將有一天能夠再次回到大眾的意識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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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印度的女兒」在網路上首映並引起印度各界熱議至今已滿一年,我們看到達米妮一案如何像是一盞燈照亮了各種改變的道路,人們開始意識到,開始思考,開始實踐各種意見。一年前我在牆壁發霉的教職員宿舍自己弄好晚餐,看了那支西方觀點的紀錄片。它讓我想到一個冬夜在夜間巴士上發生的事情。

我坐在雙人的座位上,隔壁是一個貌似睡著的男性。那名男性不斷將手臂忘我的身體上擺放,看似伸展,又像是企圖觸摸我的前胸與肩背。我實在太累了,不願放棄那個座位,只好在每次男人移動手臂時立刻起立。兩三次之後,對方仍然沒有要停歇的態勢,車上卻開始出現零星的笑聲。不久,一名坐在單人座的年輕男子忽然起身要求和我互換座位。我倆互換座位後,那名看似睡著的男性的動作卻完全停止了。此時車上的笑聲更加響亮。當時疲倦的我心中深埋的疑惑是:這到底有什麼好笑的呢?那些笑聲表現出多數人並未認真看待公共場合中發生的權利侵犯事件,同時也表示人們其實對周遭的發生相當敏感。

做為一個外國人觀看印度女人的處境、電影中的身體再現與新聞當中的吶喊,二元論述是一項既簡單又輕鬆的立場選擇,但我想我們都可以在心態上超越那支紀錄片,將自己也視為是印度的女兒。距離改變其實只有一步之遙-讓人們不再習慣恐懼。不論性別、性傾向、種族、地域,甚至是國籍,我們都能選擇自身的位置參與反對壓迫的社會改革。性別教育、性教育、公民教育,都是印度目前最需要公眾參與的領域。而我在這片次大陸上,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身份生活了五年,我了解做為一個女人在印度,跟在別的地方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這篇文章為了我所認識的那些勇敢美麗的印度女兒而寫,獻給所有不同文化、不同社會角色、年齡階段中努力做自己的孩子,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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