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社運變得如此強大?

by:阿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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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友站 端傳媒 《何明修:為何台灣社運變得如此強大?》文/何明修(台灣社會學者、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如果下一屆執政者無法有效因應價值觀的移轉而提出對策,那他們要面對的挑戰不比目前的馬英九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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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反課綱,引發大型群眾運動。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去年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有一則廣為流傳的笑話。到底要多少人才能讓抗議群眾填滿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是五萬人還是十萬人?答案其實只要一個人,因為馬英九總統的民意支持度太低,凡是他強力推動的政策,無論是核四、服貿、課綱調整,都會激發出強大的社會反彈。

在洪仲丘寃死之後,馬英九曾向受害屬家拍胸脯保證「我管定了」,結果是 25萬白衫軍在凱道集結抗議。同樣,在馬英九召開了「服貿利大於弊」的記者會之後,號稱 50萬人集會的  330抗議同樣在凱道登場。

領導者低迷的聲望,似乎提供了社會運動可以操作運用的契機,因為只要打出反馬的旗幟,就容易得一定程度的社會同情。然而,這樣的看法太低估馬英九所領導的國民黨之實力。畢竟,國民黨向來掌握了立法院的多數席次,一直到去年底九合一選舉慘敗之前,國民黨執政的地方版圖與人口也是遠超過其對手。因此,國民黨從來就不是紙老虎,網路上流傳的「馬英九是社會運動總召集人」也是不用太認真對待的玩笑。

在此,我們可以先盤點一下近來台灣社會運動的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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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鵬智 賴

2010年11月13日,反國光石化遊行。


國光石化是近年來台灣規模最大的新投資案,但是隨着民意越來越關注空氣污染與白海豚保育,馬英九被迫終止這項開發計畫。核四工程是連民進黨執政時都擋不下來的案子,結果卻是由國民黨政府宣布停工封存。備受批評的軍事審判制度是長期戒嚴的遺毒,最後卻是由一群「素人」所發起的白衫軍運動推動了改革。在關廠工人抗爭、大埔反土地徵收案,反對者都曾採取十分極端的抗爭手段(擋火車、佔領內政部),結果最後法院還給了抗爭群眾公道,失職違法的是政府部門。
  台灣社會運動變得如此強大,難道是因為民進黨在背後策動嗎?很多深藍名嘴與媒體經常「抹綠」晚近的社會抗爭風潮,但是他們的指控往往不是根據事實,而只是反應了自己可笑的偏見。

國光石化是民進黨在朝時所推動的,而且一直到了 2011年初,蔡英文、蘇貞昌才改採反對立場,其實只比馬英九早兩三個月。在福島核災之前,也沒有民進黨政治人物敢高舉反核旗幟,因為他們在執政時已經逐漸揚棄原先的反核黨綱。在服貿剛簽訂時,民進黨沒有表態反對;等到學生佔領了立法院,民進黨才倒向反服貿的立場。如果不是高中生都已經包圍了教育部,民進黨中央也不會求執政的 13縣市鼓勵各校採用舊課綱。
  這些事例顯示,在野的民進黨其實是採取機會主義的策略,他們是等待風向的轉變,而不是根據某些價值與原則,引領時代的潮流。

如果說國民黨遠比想像中強固,而民進黨顯得十分投機,那麼解釋台灣社運興盛的理由就不會是政治面,而是社會面的改變。網路科技的發達,讓發動抗爭的弱勢者獲得更多的籌碼,或是一個可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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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2014年3月30日,超過10萬名的示威者現身台北,他們大聲呼喊對服務貿易協定的不滿,希望對政府形成壓力讓備受爭議的服貿退回。


2007年智慧型手機問世、 2008年臉書中文平台出現,社會抗議再也回不去沒有行動上網與社交媒介的年代。在這個抗議者同時扮演報導者、攝影記者的當下,少數人所發起的快閃抗議都有可能形成政治僵局,當初衝入立法院的大學生、包圍教育部的高中生,即是善用了新科技所帶的即時與迅速之便利。
  儘管如此,網路科技的發達至多只是解答「如何」(how)的技術性問題,而不是更根本的「為何」(why)之問題。要解釋台灣社會運動的強大風潮,歸根究柢還是得回到為什麼人們會願意參與這些挑戰法律的體制外抗議?

也由於這些社會運動之所以獲得廣大迴響,通常是因為理念認同者的參與及支持,而不只是局限於直接受害者,因此,解答的關鍵即是在於哪些價值觀念的轉變,才激發如此廣大的社運參與?

我個人認為,有三項價值的移轉推動了近來台灣社運的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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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歷經21天,在4月10日落幕。圖為當時學生佔領立法院一景。


首先,將經濟發展視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傳統想法已經破產,台灣GDP依舊成長,財團仍在賺錢,但是年輕人的薪資卻離不斷飆高的物價與房價越行越遠。因此,近來台灣的企業集團,例如旺中、遠雄、遠傳、頂新,成為了網路鄉民所攻訐的對象,事實上也越難越找到以往受人尊敬的企業家。如此一來,財團所參與的開發案(美麗灣、國光石化)與併購案(旺中),才會引發強大的反彈。

與此相關,如果將餅做大的邏輯已經喪失民心,另一股趨勢則是質問為何餅一定要越來越大,而不是在既有的資源配置下提出更符合公平正義的方式。

因此,反對強制徵收農地的團體喊出「土地正義」、要求普遍設置社會住宅的運動高舉「居住正義」,對於更多參與社運抗爭的年輕人而言,「世代正義」則是最具號召力的訴求。正是基於這樣的追求公平正義的呼聲,許多人才投身於反對不合理的都市更新(文林苑案)、為了發展的強制拆遷(紹興案、華光案)、以及各種土地徵收計畫(大埔案)。

最後,也由於「中國因素」不再是境外的文攻武嚇,而已經進化成扶植境內的協力者,利用利潤甜頭來培養一些甘為犬馬的代理人。如此一來,台灣的民主體制出現了危機,出現了來自於內部的威脅。野草莓學運抗議警方的濫權執法、反媒體壟斷運動反對親中媒體的擴張版圖與言論自由之侵害、太陽花運動與反課綱調整運動共同反對了不符合程序的「黑箱作業」,這些現象背後都是實實在在可以被感受到的「中國因素」。
  因此,開發主義的意識形態破產、公平正義的呼聲、以及中國因素帶來的自由與民主危機,共同催化了近來的社運抗爭風潮。

放眼即將到來的明年總統大選,在野的民進黨看來有可能取得執政以及立法院多數。然而,如果下一屆的台灣執政者無法有效因應這三項價值觀的移轉,提出有效的因應對策,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所要面對的挑戰也不會比目前的馬英九總統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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