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犯了什麼罪?」 1.4萬難民被遺忘在印尼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友站<全球中央>文/ 石秀娟 (中央社駐雅加達記者) 

露宿街頭的阿富汗難民法漢說,「犯人服刑有刑期,有結束的一天」,而滯留印尼難民的處境比被關在監獄的犯人還不如,無法工作,三餐不繼,只能無止盡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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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難民人口約有1.4萬人多年滯留印尼。2021年1至7月僅288人獲得到第三國安置的機會,如果澳洲等國仍無法儘快增加安置人數,多數在印尼的難民恐要再等上20年、甚至40年。

逾半數來自阿富汗 無法工作與就學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駐印尼辦公室統計,印尼有1萬3,356名國際難民,56%來自阿富汗、10%索馬利亞、5%緬甸,其餘包括敘利亞、伊朗、蘇丹等戰亂或人權不彰地區。難民人口中,有3,606名兒童(27%),9,750名成人(73%)。

印尼並未簽署1951年聯合國通過的難民公約,不接納國際難民,不准難民工作,也未提供難民孩童就學機會。

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在2016年曾簽署一則總統令,據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都必須照顧國際難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實際上,總統令形如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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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留印尼的國際難民主要分布在雅加達、亞齊省洛修馬威市(Lhokseumawe)、北蘇門答臘省棉蘭市(Medan)、南蘇拉威西省錫江市(Makassar)、廖內群島省丹絨檳榔市(Tanjungpinang)以及廖內省柏干峇魯市(Pekanbaru)。

負有照顧難民職責的聯合國難民署以及聯合國體系的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在這六個城市都設有辦公室,但是,他們實際上給予難民的資源或協助,只能說聊勝於無。

根據統計,目前每個月從聯合國難民署領取些微生活津貼的難民僅1,159人,而由國際移民組織分配給難民的宿舍,目前僅供約7,800人居住。

這些宿舍由印尼各地的移民官員管理,常因衛生環境堪憂、管理人員態度不佳,規定嚴苛,例如出入都須登記、不得到其他房間找朋友聊天等規定,引起抗議。

大約7,000名難民沒有得到任何聯合國難民署或國際移民組織的物質支援,有些人幸運得到教會等慈善組織協助,有些人靠家人定期匯款過活,有些人數年流落街頭,有些人住在缺水、電的廢棄軍營,有好心人提供食物接濟時才能免於挨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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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難民政策緊縮 長年等待堪比無期苦牢

印尼不准難民工作,難民生活難溫飽,孩童失學更令人憂心。聯合國難民署統計,僅20%的孩童透過不同管道協助,而有正規就學的機會。澳洲有非政府組織在印尼設立難民學習中心,但師資及資源有限,只能勉力維持提供學習基本技能的環境。

阿富汗難民哈希米特(Hashemite)說,阿富汗民兵組織塔利班(Taliban)在1996年掌權後的幾年,她和家人選擇逃離阿富汗,「塔利班不准女性念書,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和我一樣」。她曾流落伊朗、馬來西亞,2013年來到印尼,至今仍沒有辦法給小孩安定的念書環境。她說:「我大女兒今年已經17歲了,他們的未來怎麼辦?」

國際難民選擇印尼為中繼國,多是希望能到澳洲安置,但澳洲保守派執政聯盟在2013年9月上台後,大幅緊縮接納難民的名額,甚至決定不接受2014年7月1日以後獲得聯合國難民署駐印尼辦公室註冊的難民,導致許多難民在印尼滯留超過八年。

多年露宿聯合國難民署駐雅加達辦公室外的阿富汗難民法漢(Farnham)告訴《全球中央》,滯留印尼難民的處境比被關在監獄的犯人還不如。他說:「犯人服刑有刑期,有結束的一天」,難民則只能無止盡等待,無法工作,三餐不繼,「我們如同住在開放監獄」。難民為了生命安全,被迫離鄉,「我們犯了什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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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不見未來 難民自縊頻傳

目前待在棉蘭的阿富汗難民朱瑪(Juma)說,他的情況比其他難民好一些,他的父母親去世,手足已經成家,沒有太多對家人的牽掛,住在國際移民組織的宿舍,每個月有約100萬印尼盾(約新台幣2,000元)津貼,和其他難民搭伙,不會挨餓,但仍常想自殺,「我想要工作、我想有家庭,可是我看不到有這個希望」。

全球許多國家多年來都削減收容難民的數額,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不到1%的難民能獲得安置機會。澳洲自由黨、國家黨組成的保守派聯盟在2019年贏得連任,讓滯留印尼的難民感到更深的絕望,難民上吊自殺事件頻頻發生。

曾擔任印尼難民社群代表的哈珊(Hassan)指出,自2014年起,滯留印尼的難民至少已有14人自殺,2020年就有四人。無從計劃未來、與家人長年分離、無法照顧家庭的自責,逼他們選擇走上絕路,「更多難民陷入憂鬱或出現精神疾病的徵狀」。

協助國際難民的印尼非政府組織SUAKA工作人員裴斯塔洛奇(Zico Pestalozzi)曾對媒體指出,難民自殺事件凸顯聯合國難民署、國際移民組織、印尼政府等單位必須全面調整難民政策,照顧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及心理健康。

事實上,近年一件件難民自殺的不幸、一場場難民發動的抗議,都鮮少獲得聯合國難民署駐印尼各地辦公室的正面、具體回應。聯合國難民署的官員總說,能否加速安置,完全與難民接收國的政策有關。此外,印尼軍警處理抗議的態度也愈趨強硬。

該辦公室官員米特拉(Mitra)曾對記者指出,聯合國難民署分配給各國駐地辦公室的經費,是以該國的難民人數為基礎。印尼有約1.4萬難民,相較土耳其、黎巴嫩、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在印尼的難民人數相對少,因此經費很有限。

但對難民來說,聯合國難民署的說法只是託辭。阿富汗難民邁赫蘭(Mehran)就認為,聯合國難民署、國際移民組織的宗旨是將難民安置到第三國,實際上卻刻意讓難民留在印尼,「如果難民都安置第三國,辦公室可能被關,辦公室人員也就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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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推諉塞責 難民成人球

滯留印尼的國際難民處境,反映相關權責機構互踢皮球的心態。相關研究指出,澳洲曾提供大筆經費,讓在印尼的國際移民組織管理難民,將難民留在印尼,或力勸難民返回他們的國家,目的就是要避免難民偷渡到澳洲;澳洲並與國際移民組織、印尼執法單位簽訂合作協議,協助執行澳洲將難民阻絕境外的政策。

聯合國難民署駐印尼的代表梅曼(Ann Maymann)在2020年底接受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訪問時指出,國際難民在印尼面對的困境,主要是跟澳洲的難民政策及邊境政策有關。但她也強調,「印尼政府對難民的處境,也有責任」。

印尼移民總局官員山姆(Sam Fernando)對《全球中央》表示,印尼能做的只是依2016年的總統令,基於人道立場,提供難民生活上的援助。但他也坦承,實際上能援助多少,「與印尼政府相關機關或各地方政府有多少預算、資源與人力有關」。

以雅加達為例,雅加達政府2019年時曾提供卡里德勒斯(Kalideres)的廢棄軍營供難民使用,但為期不久,即以軍營要作為水患災民避難所為由,強迫難民撤出。

雅加達政府視國際難民為聯合國難民署的責任,最後經協商,由聯合國難民署發給每名難民極少的一次性津貼,並要求他們簽下離開軍營的切結書。目前仍有數百名難民住在這個軍營,但雅加達省政府自當時起,即切斷水、電的正常供應,也關閉流動廁所,無處可去的難民,至今仍只能待在軍營,刻苦度日。

印尼移民總局官員坦言,印尼不太可能開放讓國際難民工作,主要是貧窮、失業也是印尼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 且因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影響,這些問題更加嚴峻。滯留印尼的難民何去何從,仍需要國際社會共同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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