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廣州出現首批神秘的肺炎案例，同時位於香港新界沙田馬場附近的公園出有30多隻鳥被偵測出帶有H5N1病毒，隨後，農場與市場也發現受感染的家禽。2003年3月，透過急診室的空氣傳播，香港醫院出現了首批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病例，開始在香港醫院與中產階級之間快速傳播，時任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為此卸任，香港衛生署也迅速重組，成立負責危機管理的衛生防護中心，這場危機被認為是香港公共衛生的一次失敗，不過很快地，SARS又變成早期發現人畜共通傳染病的一個成功案例。
發現人與動物傳播途徑的SARS英雄
這確實應該歸功於港大的兩位生物學者，當時他們因為揭開SARS在人與動物間的傳播途徑，被媒體奉為英雄。2003年3月18日，裴偉士（Malik Peiris）在狗和猴子的細胞上培養採自人類的樣本，確認了SARS病毒。他發現此病毒是一種冠狀病毒；一般而言，這種有著大蛋白殼（capsid）的病毒通常是良性的，但偶爾會因為棘蛋白發生突變而變得致命。他觀察到此病毒可在細胞外存活兩天，並可透過飛沫傳染。裴偉士出生於斯里蘭卡，在牛津大學接受微生物學訓練。1997年，他搬到香港研究禽流感，但在這之前，他已經在自己的家鄉做了一些開創性研究，與獸醫合作研究日本腦炎如何因豬場遷移而傳播。他也因此開始思考家畜在新興傳染病中扮演的角色。
另一位英雄是管軼，他出生於江蘇農村，1989年後到美國曼非斯跟著羅伯特．韋伯斯特學習流行病學。1997年，管軼回到香港「追查」禽流感病毒。裴偉士和管軼兩人都常把自己形容為病毒獵人，也喜歡把自己想像成侵入細胞的病毒：管軼用中國農村的背景，形容自己穿越了廣州的人流而侵入香港；裴偉士在說明病毒跨越物種邊界之時，則是將此形容為異鄉人到了一個不適應的環境裡──他從斯里蘭卡搬到牛津，後來又搬到香港，正是經歷了這樣的處境。
2003年2到3月，管軼因為認識當時任職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的鍾南山，因此穿越於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採集樣本，一開始是在醫院採樣，後來也去了廣州和深圳的市場。也因此，他得以在同年5月證明果子狸（Paguma larvata）與蝙蝠身上帶有冠狀病毒：在傳統中醫裡，果子狸這種哺乳動物可用於治療脾胃不適，至於蝙蝠，則來自中國南部，在城市周遭尤其常見。有了這兩項發現，便可建立因果關係：冠狀病毒在蝙蝠之間流通，經由果子狸這「中間媒介」傳給人類，造成新型的呼吸疾病。因此中國當局便對市場實施病毒根除政策，同時也禁止食用果子狸。
訊號模糊不清 香港專家：中國大陸是危險之地
儘管只是事後諸葛，但SARS危機可說證明了早期偵測新興傳染病的重要性。相對地，這場危機也讓香港專家覺得中國大陸是危險之地，畢竟當地的早期訊號總是模糊不清。
2002年冬季，在SARS危機的最初階段便有消息傳到香港，說廣州有人在買醋治療一種神祕疾病。但究竟是什麼病，卻一直毫無消息。稍後，一名曾在廣州治療過病患的醫師把這怪病傳至香港，並在2月21日於九龍京華國際酒店感染了大約十人，情況才為人所知。當疫情蔓延到中國其他地區與全球（越南、台灣、新加坡、菲律賓與加拿大）之時，北京政府卻拒絕向WHO提供訊息。畢竟當時正值中共十六大期間，會議將正式宣布胡錦濤接替江澤民，擔任國家的領導人。2003年4月9日，香港《亞洲時報》刊登了一名北京醫師的來信。這位醫師曾治療過1989天安門屠殺的受害者，他在信件裡指責中國政府隱瞞了SARS疫情。
全球對中國施加壓力，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新政府被迫展開一項聲勢浩大的公共衛生運動對抗SARS，在全國各地實施檢疫、發放口罩並新建醫院。2003年6月底疫情結束時，中國計有5千人感染，350人死亡；香港有1800人感染，300人死亡。儘管中國的統計數據並不確定，但上述數據裡香港較高的死亡率可能是因為人口高度集中、以及疫情初期的恐慌所致；至於中國大陸使用的傳統中醫似乎對SARS疾病有長期效果。
位處中國與世界之間，香港從商業門戶變成公共衛生哨站
如果SARS持續得更久，香港經濟有可能會被重創，畢竟航班和交易都真的暫停了幾個月。所有讓香港成為「小龍」的資產，無論是密集、勤勞、高素質人口，或者作為東亞交通樞紐的位置，現在都被視為弱點。
港大微生物學者的策略是化此弱點為新的資產，很大程度上SARS危機把香港從一個商業門戶變成一座公共衛生哨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曾是個貨物集散地，中國貨品在香港查驗後送至世界各地。冷戰期間，因為美國的禁運，加上中國移民帶來的廉價勞動力，「香港製造」的產業遂崛起，不過儘管如此，香港仍持續扮演轉運的功能。到了19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開放與現代化，香港成為金融與貿易中心，凡是牽涉到中國與西方法律的合約都在此簽訂。1997年以後，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加上江澤民想把上海變成中國的新貿易與金融中心，香港的身份便受到嚴重挑戰。
香港菁英人士抓住禽流感和SARS的機會告訴世人自己處於中國和世界之間的位置，因此能夠提早偵測到公共衛生與環境方面的危險。為了回應1967年的暴動，香港殖民政府開始實施福利國家政策，因此香港的基礎醫療設施頗為完善，SARS危機則讓香港強化危機管理與生物學的研究。2004年適逢亞歷山大．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發現鼠疫桿菌的百年紀念，香港也趁此機會重申它在全球傳染病研究曾扮演過的角色。2009年，中國發生「三聚氰胺」危機，30萬名嬰兒因食用含有化學添加劑的奶粉而中毒，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的食物安全中心因此檢查了香港境內所有奶製品，並禁用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2005年，H5N1病毒蔓延到東南亞、日本、俄羅斯與歐洲，當時陳馮富珍便向其他國家推薦香港自1997年以來實施的措施。正如邵力殊（Kennedy F Shortridge）、裴偉士和管軼在前述〈下一場大流感〉一文中所言，香港已成為一間實驗室，把預備措施應用在動物層面了。
要理解香港何以被重新界定為哨站，不能不考慮它如何反思自身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民主政體。
1997年，北京當局選中富商董建華擔任香港特首。2003年，香港市民責難他的政府在SARS危機期間缺乏作為；同年7月1日，在SARS危機剛解除之際，由於擔心增加維安措施、限制公民自由權，五十萬民眾因此齊聚維多利亞公園，示威反對香港基本法修正案。每年6月4日，香港都會舉辦反北京主權的示威活動，紀念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示威活動在2014年9月到12月間達到高峰，大約10萬民眾佔據香港街道，抗議中共控管香港特首候選人。這一事件便是所謂的「雨傘運動」。
【延伸閱讀】
如果說1968年的「香港流感」是一場測試，考驗著英國在中共組織的大罷工後將與中國共產黨維持怎樣的關係，如果說1997年H5N1病毒的突現是另一場測試，考驗著新的中國政府如何保護人民，包括透過幾乎消滅香港家禽養殖業的方式，那麼，SARS危機則可說是又一場新的測試，考驗著「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如何保證五十年的自由貿易和人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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