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生活的掌管者：夜間市長
根據官方數據，紐約市夜生活經濟規模逾350億美元（約新台幣1兆880億元），支持30萬個就業機會，每年貢獻稅收7億美元。過去，許多人把上夜店、酒吧視為壞習慣，和犯罪、製造髒亂與噪音聯想在一起，但在工作與玩樂同等重要的新世代眼中，豐富的夜生活絕對是讓城市魅力加分的層面，因此，美國城市愈來愈常見到「夜間市長」（night mayor）。
包含紐約在內，全美超過15座城市設有「夜間市長」，包括華府、舊金山、匹茲堡、奧蘭多、紐奧良。夜間市長並非晚上才上班，而是朝九晚五的傳統公務職位；他們普遍不制定法規，也沒有執法公權力，而是扮演政府機關與夜生活產業、居民之間的聯絡官角色。
「夜間市長」一詞源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於2014年將政府內協助發展城市夜生活的職務制度化，開全球先例。倫敦、巴黎、柏林等歐洲大城市隨後跟進，這股風潮同時間吹向美國。
調解產、官、民緊繃關係，紐約的夜晚由我來守護！
在紐約，夜生活辦公室（Office of Nightlife, ONL）創設時隸屬於主管影劇、廣播等事務的市長媒體與娛樂辦公室（Mayor’s Office of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MOME）。根據官網敘述，夜生活辦公室目的是「協助制定和協調系統性解決方案，以支持夜間經濟、文化及生活品質」。
2017年9月，時任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簽署法案創設夜生活辦公室，正視夜生活社群對紐約市能量、創意精神及「不夜城」形象的貢獻。隔年3月，曾經營酒吧多年的帕利茨（Ariel Palitz）出任首位辦公室主任，除「夜間市長」外，還獲得更酷的稱號：「酒吧沙皇」（bar czar）。
這個職位掌管30萬美元預算，年薪13萬美元（約新台幣404萬元）。待遇看似優渥，職責卻不簡單。根據工作描述，他必須與夜生活業者、員工、表演者、顧客和居民合作，設法調解各種摩擦與挑戰；與紐約市及州政府各夥伴局處合作，推動安全空間與社會正義、保護草根文化場域、簡化繁文縟節與法規，並與其他單位一同確保公平與符合比例的執法，同時提升所有紐約居民的生活品質。
從打擊夜生活，到正視夜間經濟
「夜間市長」之所以興起，與過去都市規劃常忽略夜生活帶來的影響關係密切。
都會交通運輸設計往往以白天通勤族需求為重，忽略夜間在外工作、玩樂的族群為基礎建設帶來的額外負擔。紐約、舊金山等地近年吸引眾多年輕科技新貴，進一步帶動夜生活發展，為避免更多問題滋生，由專人出馬穿梭其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紐約常給予人愈夜愈美麗的印象，但執法機關與酒吧、夜店老闆常處於對立關係。最有名的案例是1926年禁酒令時期紐約市頒布《歌廳法》（CabaretLaw），規定沒有歌廳執照的公共場所禁止跳舞，1990年代前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為打擊問題酒吧而恢復執法，引發正反兩方激辯。
支持者主張這項法律有助減少噪音；反對者批評歌廳執照昂貴又難取得，相關單位執法常鎖定社會邊緣族群。走過91年，這項法律於2017年廢除，帶有紐約總算正視夜間經濟的意義。
帕利茨領導紐約市夜生活辦公室五年，去年3月宣布卸任。她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過去政府機關一味限制，絲毫不感激或重視夜生活產業對於經濟、身分認同及文化的貢獻。
對抗疫後經濟餘震，力返不夜城輝煌
過去五年，紐約市夜生活辦公室著力協助商業發展、維護社區安全、調解業者與居民糾紛，在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時期推出手冊以利商家適應防疫規定，倡導簡化酒吧、夜店開業流程的新政策，並在類鴉片藥物濫用危機下於酒吧展開宣導計畫。
現任紐約市長亞當斯（Eric Adams）以下班後常在夜店放鬆出名，深諳夜生活產業以中小企業居多。去年11月，他任命出身警界又在餐飲業打滾多年的賈西亞（Jeffrey Garcia）出掌夜生活辦公室，並將辦公室改隸屬於小商業服務局（Department of Small Business Services, SBS）。
紐約曾是COVID-19重災區，近四年來奮力再起，雖找回因疫情流失的就業人口，但受惠族群不均，部分餐廳、夜店和以往相比也提早打烊。賈西亞上任後不只承諾支持夜生活蓬勃發展，也強調會與業者一同面對疫情帶來的長期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