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有罪，後代該負責嗎？從賀營風波到「親日清查」，韓國轉型正義如何追討不義財產？

親日派是什麼？

在韓國歷史語境中，「親日派」並非指對日本文化抱有好感的普通人，而是特指在日本殖民時期「協助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出賣國家主權、迫害抗日獨立運動家、並以此換取個人與家族榮華富貴的叛國協力者」。

親日派引發的爭議，歷經戰後數十年依然還在撕裂韓國社會。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朝鮮

要理解這股深植於韓國集體意識中的敏感情緒，必須從朝鮮半島遭受日本侵略的血淚史開始說起。因為韓國人對親日派的痛恨，並非只是盲目的排外情緒，而是建立在民族主權被蠶食鯨吞，文化與生命遭到殘酷踐踏的歷史創傷之上。

1875 年，日本挑起「雲揚號事件」強逼朝鮮簽署《江華條約》打開國門。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進一步掌控朝鮮的財政與外交，隨後接連剝奪其行政權，最終於1910年吞併朝鮮半島，展開長達35年殘酷的殖民統治。

殖民初期，日本採取嚴苛的「武斷統治」。在憲警體制下，不服從者被扣上「不逞鮮人」的罪名，未經審判即可逕行處罰；光是1918年就有高達14萬人被捕，言論與集會自由遭全面扼殺。

1919年爆發全國性的「三一獨立運動」，朝鮮人民高呼獨立，揭穿了日本宣稱「朝鮮人順服殖民」的謊言。

隨著侵華與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更打出「內鮮一體」推行滅絕民族性的「皇民化」政策，強迫改用日語、參拜神社與創氏改姓，並強徵數以百萬計的勞工、軍伕與慰安婦。這段漫長而殘酷的屈辱史，正是韓國人民至今對「日本」及協力者「親日派」懷抱深沉憤怒與仇恨的根本原因。

親日派做了什麼

日本殖民時期，親日派透過擔任總督府中樞院參議、殖民官僚、憲警密探，或是經營軍需物資、協助糧食與資源掠奪，累積了驚人的土地、特權與財富。

而在戰後的韓國社會，親日派則因此得以前往歐美或日本接受高等教育，迅速轉型為韓國的政界領袖、財閥巨頭、醫學界權威、法官與文化菁英。這種正義無法獲得伸張，背叛者反得厚報的社會現實，成為韓國民眾心中難以撫平的集體創傷。

光復後，清算賣國賊追討行動

1945年韓國光復後，大韓民國制憲國會於1948年制定《反民族行為處罰法》，並成立「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簡稱「反民特委」），試圖依法審判親日官吏、警察與賣國賊。

這場清算延宕了半個世紀。直到2005年，韓國國會終於通過《親日財產歸屬法》，明定過去凡協力殖民當局、迫害獨立運動家所蓄積的財產，一律沒收歸國家所有。

隨後在2006年，直屬於總統的「親日財產調查委員會」成立，短短四年間（2006-2010）便追回市值約2373億韓元（當時約80.8億新台幣）的不當財產。但自2010年委員會任期屆滿解散，針對親日派的調查也進入停擺。

抗日窮三代，親日富三代

2015年，韓國調查新聞中心《Newstapa》推出紀錄片《親日與忘卻》，製作團隊追蹤調查四百多名親日派後代的住址，發現其中超過八成集中在首都圈置產。而在居住於首爾的後代中，近半數在江南三區擁有房產；這些財富有相當比例是透過繼承或贈與取得，其源頭更可一路追溯至當年未被收歸國家的親日派土地。

相反地，為國家獨立付出代價的獨立運動家及其後代，個人月收入未滿200萬韓元者高達75.2%，貧困已跨越三代延續至第四代。「父親年輕時與敵人作戰，但在那之後的一生都在與貧困作戰。」一名獨立有功者後代如此形容家族的處境。

而當記者實際登門拜訪這些親日派後代時，有人矢口否認，有人則以「不知道」帶過。記者發出採訪邀請後，願意公開為祖先的親日行為道歉的後代，最終只有三人。

「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人指著我一直奉為偉大人物的祖父，說他是親日派，我會作何感想？如此想來，其實不難理解後代的反彈。」該節目製作人宋元根表示，「問題在於，有些人直到我們採訪前都不知情，或明知真相卻選擇逃避，仍能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安然生活。」

「這不只是後代是否願意面對祖先的問題，而是韓國社會始終缺乏正視與清算這段歷史的力量」

李在明：重啟親日清查

而在「親日清查」停擺16年後，韓國於2026年8月15日迎來「光復」81周年。總統李在明在慶祝儀式上宣布，將重啟「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追查並追回過去親日派不當取得的財產，同時追究相關人士的歷史責任。

「國家將傾注所有能力，去匡正錯誤的歷史遺產，並守護為獨立做出奉獻之人的名譽與生活。」

過去，若親日財產的所有權已移轉給第三人，或已遭變賣並轉為現金，基於保障善意第三人等因素，只要無法追回土地、建物等原物，後續便難以進一步追討。

新制則進一步擴大追討範圍，即使親日財產已經出售、無法追回原物，仍可依法追索其後代等人因出售財產所取得的「處分對價」，包括出售所得的價金等。

https://t.co/sD14PJeQet李대통령 "친일·반민족 행위자 부당축적 재산 조사·환수..책임 묻겠다"광복절 경축사..."독립유공자 각별 예우...발굴·포상 확대""북핵 고도화 멈출 실효적 방안 논의..남과 북 불필요한 대결 멈추자" pic.twitter.com/1Cy9AriuUG

祖先親日不是原罪，重點是歷史反省

隨著民主化進程逐漸成熟、民族自信心提升，韓國社會對「親日派」的審視也不再停留於道德譴責，而是進一步延伸至法律清算與文化批判。如今，韓國社會對親日派的反感，也逐漸轉化為對其「歷史反省態度」的嚴格檢驗。

這也解釋了為何「賀營四代醫師世家事件」會引發如此巨大的反彈。大眾普遍認為，後代固然不需承擔先祖的刑事責任，但絕不能利用先祖依靠親日累積的資本所奠定的社會地位，在公眾領域炫耀家族特權。將殖民協力者的背景美化為「醫師世家」或「名門望族」，被視為是對抗日烈士與歷史受害者的二度傷害。

針對「賀營四代醫師世家事件」，韓國民族問題研究所也發文指出，儘管賀營的曾祖父過去確有明確的親日行為，但此次事件的爭議焦點，並不在於「賀營是親日派後代」本身，而是她在公共領域談及家族歷史時，對祖先的殖民協力經歷缺乏最基本的歷史反省。該研究所也強調：

「對歷史過錯的法律與政治責任，原則上應由行為當事人承擔，將先祖的過錯歸咎於後代的連坐思維，在民主社會中不具正當性。」

日本首相後代出演韓國MV

而當「賀營四代醫師世家事件」仍持續延燒之際，8月18日，恰逢韓國光復節過後數日，樂團 HYUKOH 找來日本影后安藤櫻出演的《Godspeed!》MV，也意外成為韓國網友抨擊的對象。

安藤櫻的外曾祖父犬養毅曾任日本第29任內閣總理大臣，當時正值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時期。這段家族背景曝光後，不少網友湧入MV留言區，質疑「非得找『戰犯後代』來演嗎？」、「光復節才過幾天」，認為在如此敏感的時間點選擇日本演員出演MV，欠缺歷史敏感度。

時機點真的太差了

《韓國經濟日報》指出，部分網友以「戰犯後代」形容安藤櫻，其實並不精確。嚴格來說，犬養毅雖曾於1896年在日本媒體發表〈如何使朝鮮開化〉一文，但他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便遇刺身亡，本人也並未在二戰後東京審判中被列為甲級戰犯，並不符合韓文語境中用來泛指殖民統治加害者體制的後代的「전범 후손（戰犯後裔）」。

早在2026年5月，安藤櫻便因出演丁朱里執導的電影《Dora》，隨劇組一同登上坎城影展，這也是她首度挑戰韓國電影。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安藤櫻未因外曾祖父犬養毅的身分遭到韓國網友抨擊。

如今這起爭議之所以在韓國網路引發高度關注，一方面是因為才剛發生「賀營四代醫師世家事件」爭議，另一方面又適逢韓國光復節，使得涉及日本殖民歷史與家族背景的話題格外敏感。

部分網友認為，安藤櫻個人並無過激或爭議言論，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她本人。再加上今年5月，韓國星巴克因「歡慶518坦克日」引發全國抵制，使得任何涉及歷史傷痛與家族背景的議題，都更加難以輕易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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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與和解之間，未來如何平衡？

從賀營的家族史風波，到日本影后安藤櫻引起的輿論抵制，初看或許會認為是民眾過度反應，但若將其置於韓國百年間「侵略－被殖民－分裂－清算失敗－追求轉型正義」的歷史軸線中，便能理解這絕非單純的厭斥，而是一場跨越世代，尚未終結的民族療傷與正義追尋。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上一代被認為對歷史問題較為冷漠的年輕世代，如今他們對這類爭議的反應明顯更為積極。韓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尹相哲分析指出：「相較於歷史問題本身，20、30世代更在意當中的特權、責任與公平性問題。」他表示，這一世代正是以當前社會所重視的「公平」框架，重新解讀過去的歷史事件。

當代韓國社會為何依舊痛恨「親日派」？或許是因為「親日派」問題不僅關乎過去，更關乎現代韓國的社會公義、外交戰略與未來發展。對當代韓國人民而言，正視歷史、拒絕遺忘、追討不義之財，並對公眾人物的歷史反省力保持高度警戒，並非單純為了延續仇恨，而是唯有徹底清算背叛歷史的罪行，一個國家的憲政正義與民族尊嚴才得以真正確立，才有可能找到成熟而永續的社會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