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爭議事件不僅是社會上男尊女卑等性別歧視觀念的縮影，也點出了女性做為政治人物的困境。
其實，這個日本議場內的霸凌並非是女性政治人物受到性別歧視的單一個案。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在她近日出版的新書【抉擇】(Hard Choices)中以同僚和自身經歷為例，揭露了女性政治人物常因其生理性別、外貌、婚姻狀況等，受到政治對手乃至整個社會輿論，含有性別歧視意味的攻擊或質疑。而在台灣，過去也曾發生立委稱呼時任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女士為老處女等嚴重的性別霸凌事件。（同場加映：第一夫人，不只是男人的副手）
對於海內外重複發生的「以窺伺、攻擊女性私領域」為手段的問政方式，我們或許該質疑，為何政治與社會運動等公場域，往往對女性抱有如此針對性的敵意與攻擊性？
女性特質與公領域價值的不相容
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在她的著名著作【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提到社會上對女性特質有著奉獻家庭、單純、順從等想像。而美國知名的女性主義學者坎貝爾（Karlyn Campbell）主張這種對女性特質的想像與倫理規範，與民主政治強調的理性與獨立有著本質上的不相容。
對女性柔順、奉獻家庭的單一性別想像，和政治場域所要求的能力規範（如自主強勢、理性論辯等）存在著矛盾性，也造就了女性做為政治人物的兩難。因此女性投入政治或社會運動等的嘗試必然有著悲劇性的走向。
在公領域或政治場域中，女性的性別特質常被無限放大，以扭曲她們訴求的重要性與醜/丑化她們投入公眾活動的意圖。讓我們回想一下，多年前李嘉進立委在立院質詢時對當時的青輔會主委鄭麗君開了帶有性意味的玩笑，以「可惜妳長得那麼美麗」等發言揶揄、矮化鄭女士在公領域的政治表現。而中天節目新聞龍捲風亦曾對以其媒體力量對參加太陽花學運的女性的穿著與外貌進行審判和嘲諷，或以「好正、好殺」等形容詞將女性在學運的表現聚焦在其個人外貌，或抨擊了參與學運女性的穿著並加以情色化，一來重塑與深化社會規範的女性特質與性別倫理，二來模糊女性的政治實力與論述力。
女性政治人物也常因背離社會對她們女性角色的期待而受到敵視。社會對於非傳統的女性所抱有的敵意，在這次日本東京都議會的性別霸凌事件便可略窺一二。身為未婚的女議員，以女性身分「侵犯」傳統上屬於男性的政治場域，再加上其未婚的狀態背離社會對於女性「相夫教子」的性別角色期待，自然讓她成為性別霸凌的標的。
或許這矛盾性並不只限於政治與社會運動場域中。女性時常能感受到其職業角色要求與社會規範的女性特質間，存在落差或是不相容性，而這不相容導致了女性的無力感。 女性本身的能力展現，常因為這矛盾性被限制或剝離，加劇了「女性普遍能力不足」、「女性該順從被保護」等想像的似是而非性。
或許我們可以把這矛盾性稱呼為當代社會的纏足陋習。是的，我們也許已從有形的、實質的束縛中掙脫，但在社會期待下，「柔順、純潔、奉獻」等女性特質，再一次規範了女性的性別倫理與身分期待。這性別特質期待，就像纏足習俗一樣被社會大眾內化成女性真善美的定義，也限制了女性在公領域的能動性。
解放我們的女性力量，勇敢對抗性別霸凌
社會規範的女性特質與政治或工作能力的陽剛性想像，這兩者間的不相容性，常把女人拘限在二元思維中，迫使我們要在追求個人成功與迎合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此兩選項中做出抉擇。
要讓我們從這拘束中解放，我們可以試著鬆綁生理女性與女性特質間的鍊行關聯性。
然而朱蒂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的性別展演概念，強調了外在社會所形塑的性別特質想像，藉由一連串由特定性別所展演出的社會習俗，被內化成各性別固有的內在特質。舉例而言，社會規範了女性必須負責家務，長久下來，「愛家、顧家」就被理解為是每位女性生而具有的性別本質，而這性別特質的想像再一次強化了社會對於女性負擔家務此角色分工的強制性與合理性。
這一系列反因為果的性別論述，鞏固了生理性別與性別特質想像此一連結的真實性。只要社會習俗依然規範著我們的性別想像，約定成俗的性別論述就難以推翻。
既然生理與性別特質的關聯性難以在短時間內被撼動，我們可以擴張對女性特質的想像來增加我們的能動性。當我們不再把和順與不堅毅做合理連結、當我們認可溫柔也可以同時帶有抗爭性，女性便可以從這一脈絡的論述中得到力量。
溫柔與堅強，從來就不是對立面。女性特質與當代民主社會強調的價值實則相輔相成，女性不該在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公領域中缺席或被禁聲。我們不需要在追求成就與女性身分認同中掙扎。擴大我們的性別特質想像，我們才可以從這社會綁腳布中鬆綁。
女人們，我們從來不需要為了我們身為女性而感到抱歉或困擾，讓我們開始進行對女性特質的正面論述，我們便可以在政治、在社會運動、在每個工作場域自由飛翔；讓我們賦予女性特質更多正面力量，我們便可以勇敢對抗社會每個角落的性別霸凌。
雖然對日本女議員進行性別歧視的鈴木章浩議員（Akihiro Suzuki）已對他日前的不合宜行為公開道歉，但如果我們不解放社會上僵化的性別規範、如果我們不給予性別論述更大的自由度，或許，性別霸凌的案例，永遠都不只是個案。
延伸閱讀
- Butler, J. (2006).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ampbell, K.K. (1973). The rhetoric of women's liberation: An oxymor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9, 74-86.
- Friedan, B. (1994). The Feminine Mystique (pp. 48-67). In M. Schneir (Ed.), Feminism in Our Time: The Essential Writings,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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