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
自 1990年起，盧安達境內的胡圖族(Hutu)與圖西族(Tutsis)因為內戰處於緊張狀態，1994年春天，屬於胡圖族的盧安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乘坐飛機時被擊落身亡，聲稱哈比亞利馬納是被圖西族暗殺的胡圖族便以此為由，開始大規模屠殺圖西族人民。
在短短的 100天內，盧安達就有超過 80萬人遭到殺害，死亡人數大約是盧安達十分之一的人口數。盧安達大屠殺更徹底改變了盧安達人口結構——男女比例約為 3:7，有超過 9萬5,000名兒童因此成為孤兒。
千萬人口有百萬孤兒
時間來到 2005年，一名南非出身的律師海曼(Anne Heyman)認識了當年盧安達大屠殺的倖存者，海曼問：「現在的盧安達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對方回答道：「孤兒」、「我們的 1,100萬人口當中，有超過 100萬人是孤兒。」
聽到這個答案的海曼便在心中凝聚了一個想法：青年村。
在盧安達版本的「以色列青年村」
所謂青年村的概念源自 1930-1940年代的以色列青年村(Youth Village)，是逃離納粹的猶太兒童和青少年在巴勒斯坦建立的共同生活機構，而海曼也決定要把這個想法進到盧安達。
眼淚流乾的和平地
2007年，海曼在盧安達成立了Agahozo-Shalom青年村(Agahozo Shalom Youth Village, ASYV)。「Agahozo」是盧安達語的「眼淚流乾之處」，而「Shalom」則是希伯來文的「和平」，合起來即為「眼淚流乾之後的和平地」。
現在ASYV這裡一共有來自盧安達各地超過 500名的年輕人在此共同生活。
有媽媽、哥哥姊姊和表親
在ASYV這裡，所有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家庭」。每戶家庭裡會有一個「媽媽」，「媽媽」這個角色是和青年村的孩子們共同生活的大家長。
除了「媽媽」之外，每戶家庭還會有一名每周固定訪問「家庭」的盧安達輔導員「哥哥」或「姊姊」，跟負責教導特定技能、來「家庭」裡長住一年的外國人「表親」。
而在ASYV工作的行政人員則是「叔叔」或「阿姨」。
不只是家 也是學校
盧安達的ASYV不只是一個互助社群，也是一所學校，這裡每年會招收 125名學生，學校老師也和學生們一起生活。
「我們有一個家」
畢業於ASYV的尼坤杜昆迪耶(Emmanuel Nkund’unkundiye)在畢業典禮上曾說過：「很多人都說我們是孤兒，但此時此刻的我們已經不再是孤兒了，我們有一個家。」
當一天「媽媽」
在ASYV的「媽媽」阿姆瑞瑞(Marie Goretti Amurere)，每天早上 6點會帶著她的孩子們走去食堂吃早餐，再帶著他們走 10分鐘的路程 7點前到學校上學。
在孩子們下課之後，阿姆瑞瑞在家裡和孩子們玩得很開心。晚上還有一個小時的「家庭時間」，所有人都要和家人分享一下自己今天做了什麼。
阿姆瑞瑞已經在ASYV當了 8年的「媽媽」，今年她已經滿 60歲了。
「妳今晚就會死」
回憶起 1994年的那一天，阿姆瑞瑞説當時她正準備從郵局回家便接到一通電話，和她說：「他們準備要來殺你了，妳今晚就會死。」
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她看著自己的女兒被殺、得知自己丈夫、大兒子和另一個女兒也被殺了。原本一家七口，最後只剩下阿姆瑞瑞和最小兩個孩子還活著。
送給死去家人的禮物
當時阿姆瑞瑞便決定，她除了要照顧好自己的兩個孩子，她也接納了其他失去雙親的孤兒們，這當中也包含大屠殺迫害者的孩子們。
她説，不管這些孩子的雙親是受害者還是迫害者，她覺得自己有責任要照顧這些孩子們。
阿姆瑞瑞説：「我唯一能送給死去的家人們的禮物，就只有養育其他人的孩子，任何一個跑來找我的孩子。」
一聲「媽媽」讓她活下去
一直到 2010年，阿姆瑞瑞一個人在家裡帶的 25個孩子都獨立之後，阿姆瑞瑞便加入了ASYV繼續照顧孩子們。
阿姆瑞瑞説，當她聽到這些孩子們叫她一聲「媽媽」，她覺得很欣慰，這也成為支持著她繼續活下去的力量。
照顧孩子很難 有創傷的孩子更難
自從大屠殺結束以來便一直照顧孩子的阿姆瑞瑞說：「如果你只是為了工作而來這裡，那你很快就會放棄了，因為要照顧不屬於自己的孩子非常困難，特別是當他們經歷過創傷。」
「媽媽」是來自上帝的禮物
阿姆瑞瑞在ASYV的孩子瑪丁妮(Titui Martine)説，阿姆瑞瑞是來自上帝的禮物，阿姆瑞瑞的故事讓她走出自己的傷痛。
她說，阿姆瑞瑞讓她知道，我們現在必須為了自己而活，而不是專注在過去的傷痛。
他們是我的兄弟姐妹
另一名不願具名的ASYV孩子說：「我當然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之中，有些人的親生父母就是大屠殺期間的殺人兇手」、「但我們為什麼要因為他們沒有犯過的罪行就懲罰他們呢？我不想知道他們的親生父母做了什麼，我只知道他們是我的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