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克魯頓：民主被過度高估
BBC在本月9號，邀請到同時身為哲學家與作家的羅傑．史克魯頓(Roger Scruton)提出他的觀點。史克魯頓認為「民主」在西方教育的影響下，讓我們過度高估了它在保護個人自由以及政治自由上的力量。
(以下除了小補充與編註，其餘皆為史克魯頓的觀點。)
長時間以來，西方大國給了我們一種印象：透過民主可以解決政治鬥爭。西方各國的外交最終目標，就是要幫助那些還沒嚐到民主果實的國家，能踏上民主之路。就算談到戰亂不斷的中東時，西方國家也同樣堅持民主是正確的道路。
中東的情況很容易引起我們同情，因為在民主國家中，人們通常不會動用武力去打仗，也不會在國內發起內戰。在一個以民主為重的國家中，民眾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而且在民主精神的保護下，人們可以讓不受歡迎的政府被否決退場，不用擔心衝突和戰爭發生。
從冷戰與蘇聯瓦解 學到民主這門課
民主的精神在西方國家中，成了一種外交政策上的重要亮點，回想一下，冷戰就是民主國家和集權國家之間的紛爭，最終得到勝利的就是掌著民主旗幟的國家。藉由民主，那些受控在共產國家下的人民得以自由。
在共產主義的國家中，人民是受到壓迫和暴政統治的，得到釋放的人們可以享受到自由與人權──這樣的想法看似片面，但從過去冷戰和瓦解的蘇聯政權上，各國領導者已經學到了民主這門課。
小補充：冷戰
根據《維基百科》，冷戰(Cold War)指的是1947年到1991年間，以美國和北約為首的西方集團，與以蘇聯和華沙為東方集團兩者之間的長期政治和軍事衝突。
在二戰結束後，原先結盟對抗納粹德國的美蘇兩國成為世界上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但兩國持有不同的經濟和政治體制：美國及北約代表了自由民主制的資本主義政體，而蘇聯和其他鐵幕國家則代表了一黨專政的共產主義政體，兩方也因此展開了數十年的對立。
冷戰的名稱來自於雙方從未正式交戰的特點，因為在冷戰期間，美蘇雙方所持有的大量核子武器，為兩國帶來相互保證毀滅能力。
人權觀念沒引入 民主成為劊子手
在我的觀點來看，現在世界上似乎只剩下一種解決社會和政治衝突的方法，那是一種迎合多數人胃口的、除去歷史和文化差異的單一法則──我們稱它為「民主」。但民主是要依靠國家社會中的許多要素共同聯合才能有所成。當我們都贊同個人自由、人權、和國家民主是互相依存時，卻都忘記這是3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它們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能看作一體。
從各國的情況來看，俄國是在沒有人權保護的觀念下引進民主的概念；英國在正式進入所謂的民主國家前，早在19世紀就已開始有了保護人權的概念；換到現代的中東地區來看，我們發現在埃及當地有許多黨派把持。以當地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為例，他們將穆爾西勝選當成了鎮壓其他異議分子的好機會、並執行許多埃及民眾無法接受的生活方式；民主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是人權的防護罩，而是劊子手。
編註：穆斯林兄弟會是埃及遭政變的前總統穆爾西所屬的政黨。
政治自由沒那麼簡單
我在1980年代時，有機會碰上一群正在與共產國家對抗的朋友和同事，與他們的互動恰好給了我了解民主相關議題的機會。這些反抗共產國家的人們，都是一群急公好義的居民，他們冒著被監禁的危險進行一些你我看來完全沒錯的活動。例如，他們會自己開辦課程教育因父母政治立場而無法上學的年輕人、提供作家、學者、音樂家、和藝術家繼續鑽研的動力、他們也會走私藥品、聖經、宗教標語、和教科書。因為在共產國家中，慈善機構被禁止、宗教團體受到共產黨的控制，前述提到的種種行動都要秘密地進行。
我所知道的極權主義，是拋開民主選舉、執行一黨政治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中，社會和國家是一體的，任何事情都在黨的監控下行動。當我在東歐時，我發現所謂的政治自由是需要相當縝密的要素共同運作才行，這些要素正是我那些對抗共產主義的朋友們所努力的方向。
司法獨立為首要
所謂的要素是那些？首先就是司法獨立。在共產黨獨大的國家中，法官碰上與黨的利益相關的議題時，必須聽從黨的指導來做判決。就算今天一個人沒有犯法那也不重要，有必要的話，還能隨時「創」出一條法律，如果黨要一個人被關，那個人就得被關。如果判決法官拒絕聽話，就會變成法官自己被監禁──這還是幸運的情況。在這樣的社會中，所謂的「法律」是種空想，法條規範不過是黨戴在臉上的面具，藉口來指揮民眾行事。
接著，民主自由需要的是財產擁有權。在共產國家中，人民名下無權擁有任何財產，他們的房子、公寓都是國家的，少數的幾樣個人財物也不能在市場上交易，薪水或是補助金就要依靠他們的政黨立場，而且還可能隨時被取消。
埋下不信任的種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所需的經濟財物都得「地下化」，因為國家不會因為人民有需要就修法協助。你可能得和鄰居以物易物，要是哪天有人去打小報告，最後的下場是雙方都會因為違法交易被關。所有交易都得靠個人信用來執行。
當社會中人們對彼此的信任感越來越低，充滿衝突和懷疑的氛圍，這種氣氛沒有任何法律或是政治可以治癒。但對獨大的政黨來說，這樣的社會氛圍對他們有利，因為這可以避免人們團結齊心。
表達意見的自由
最後就是要有言論自由，就算對別人來說是冒犯的言行，一個人仍然能自由地展演、表達自己的意見。17世紀時，言論自由就被哲學家洛克(Locke)視為政治社會存在的前提，在美國憲法中，言論自由被奉為重要精神，受到哲學同時也是經濟學家的米爾(John Stuart Mill)推崇。換到現代，言論自由也深刻存在那些反抗共產國家的朋友們的心中。
我們把言論自由視為理所當然，也把這樣的自由當成人生來就該有的一部分，但我在歐洲共產國家的經驗卻完全是另回事。信奉正教、尊崇一黨、追捕異議分子等等是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對生活在這樣背景下的人來說，他們不會知道有伊斯蘭教立國的國家、或是一黨獨大的極權國家跟民主國家是不同的。
言論自由也會增加風險
當然，社會背景不同時，會被壓迫的意見、壓迫的手段也會不同。但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情，就是言論自由與社會穩定是相違背的，言論自由也會增加人們的風險。例如當你批評主流宗教的公正性時，你不只是在質疑一個信仰，而是對建立整個社會的基石提出疑慮。同樣地，當宗教的公正性越脆弱時，保護宗教的手段就會更激烈。
從伊斯蘭民眾對外界質疑他們宗教時的反應，就可以知道社會基石和宗教的公正性對他們的重要性。這跟17世紀人們為了宗教彼此宣戰一樣，越不合理的事情往往越受到保護。當有人提出批評時，他們不只是被看成神經有問題，而是個威脅到整個社會、信仰，甚至是神的人。
一個用宗教教義建立政府的共產社會，或許在工業革命早期時可以被接受和理解，但對於走到戰後經濟的歐洲人來說，卻是個難以理解的荒謬社會。
編註：這邊提到歐洲戰後經濟，推測作者指的是戰後的歐洲人更加相信西歐和美國所信仰的民主等精神。因為歐洲在歷經二次世界大戰後，有許多建設被毀滅性損毀、人民流離失所，加上許多國家把預算投入戰爭造成國庫空蕩，許多歐洲國家進入大衰退，當時也出現數百萬人慢慢餓死的慘狀。
大戰中當時受損較輕的美國，後來進行「馬歇爾計劃」經援西歐許多國家，這項計畫不只幫助了歐洲多國經濟復甦，也在政局上形成影響，例如法國的共產黨原本對投向美國懷抱不滿，但看到法國的復甦後，共產黨的勢力漸漸消失。當時拒絕參與計畫的東歐國家與各國決裂，這也是形成日後冷戰的重要徵兆之一。
反對派：修正的力量
最後，走向民主國家需要有反對派的存在，這對共產國家來說是個致命傷。當列寧用共產系統管理俄國時，俄國的國家體系是從上到下的獨裁式管理，這也是軍事政府的一種型態，如同部隊中的士兵無法群起反抗司令官一樣。這樣的國家體制在戒嚴等緊急時期確實有必要，但在現代來看，卻是格格不入的存在。
美國從百年前的昂格魯-薩克遜時期，就已經開始會把政治議題帶到會議中討論，古人會聽取每個成員的意見後，在少數服從多數地決議。在所謂的民主出現之前，我們的政府就已經開始分成執政黨和在野黨了，除了緊急動員的16、17世紀外，其他時候美國政府會認為一國沒有反對派，就像是在走錯方向時少了修正的力量。過去一黨獨大的蘇聯政府就證明了沒有反對派之下，極權政府最後得面臨結束的命運。
當我那些朋友正準備著讓國家邁向民主時，我們也得回頭檢視自己，因為那些手拿民主旗幟的政治人物們，在帶領我們往前進時，往往會忘記民主國家是從縝密的社會系統和體制所建構出來的。
小補充：名人怎麼說民主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民主這個機制就是在確保，我們的統治者就是我們所應得的，不會更好 」Democracy is a device that ensures we shall be governed no better than we deserve"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前英國首相):「民主是最糟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斷地被試驗過的政府形式之外。」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艾德禮(Clement Atlee，前英國首相):「民主是透過討論來管理，但想要行之有效，就要懂得讓人們住口」 "Democracy means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 but it is only effective if you can stop people talking"
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奧斯卡最佳劇作家):「投票並不是民主, 重點在計票」 "It's not the voting that's democracy, it's the counting"
編註：史克魯頓翻譯成中文的著作有《一位智者的哲學指南》、《近代哲學導論與研究》、《音樂美學》、《我喝故我在：一個哲學家的葡萄酒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