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40周年 從波斯帝國到伊斯蘭共和國

by: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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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一樣的角度,每個人對伊朗或許會有很不一樣的想像,有人相信這裡是一個充滿邪惡保守勢力的國度,也有人相信這裡是相對開放與穩定的土地;今天,我們就要回到 40年前的伊朗革命,用歷史的角度來走過這個曾經的波斯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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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一名女孩在臉上塗著代表伊朗旗幟顏色的鴿子,走上街頭慶祝伊朗革命 32周年。

路透社/達志影像

那一年,搬到法國住的什葉派領袖

講到發生在 1979年的伊朗革命,伊朗的什葉派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ei)可說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1964年11月,何梅尼因為公開抨擊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而遭到放逐,因而長期待在國外土耳其、伊拉克,並在 1978年10月輾轉來到法國村落耨夫勒-勒沙豆(Neauphle-le-Château)居住。

像是不同星球的人

61歲的藝術家辛塔斯(Jean-Claude Cintas)和何梅尼住在同一個村子裡,他對這個總是戴頭巾、身穿長袍的男子一點也不陌生,也記得法國政府還加派額外的警力來保護何梅尼,辛塔斯回憶道:「就算我們知道他在這裡是要對抗伊朗國王,但整個村裡的人就像:幹嘛要這麼關注這個人、為什麼要這些警察和直昇機啊?」

《路透社》記者泰勒(Paul Taylo)是當年負責採訪何梅尼的人,談起過去和他的互動,泰勒提到他總是很沉著,不僅喜怒不形於色,給人的感覺也像是「來自不同星球的人」。

從帝國到共和國

這段期間也是伊朗接連發生好幾起大型示威與罷工的當口,而一直到何梅尼返回伊朗前,他就是在這裡運籌帷幄伊朗革命的各種事務,並在 1979年將伊朗帝國帶向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適逢伊朗革命 40周年,小隊長今天就要帶大家來看看在革命發生後,是如何對伊朗政治、社會、國際情勢產生莫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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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何梅尼在法國居住期間,與他的支持者見面的畫面。

Photo: emam.com

何梅尼歸來  波斯帝國掰掰

1979年1月中,在西方政府的幫助下推行現代化、世俗化,奉行獨裁統治的伊朗國王巴勒遭到推翻並流亡埃及。同年  2月1日,伊朗什葉派領袖何梅尼返回伊朗、並受到數百萬民眾的熱烈歡迎。

何梅尼的歸來不僅標誌著伊朗伊斯蘭革命(Iranian Revolution, Islamic Revolution,後稱伊朗革命)的成功,也象徵有著 2,500年歷史的波斯帝國即將畫下句點。

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

最終,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也確立了最高領袖的地位高於國家元首、在宗教或政治都擁有決定權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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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位於伊朗的莫克清真寺(Nasir al-Mulk Mosque,也稱粉紅清真寺)。

Photo: [bastian.]

反世俗化  收攏異議聲音

《紐約時報》的伊朗地區總編艾賓利(Thomas Erdbrink)描述道,當時的政府亟欲顯示他們已經擺脫「西方勢力」的影響,所以開始一一推翻巴勒維國王先前的世俗化政策,推行像是公共場合的性別隔離政策、要女性戴面紗、禁止喝酒、禁止電視上出現樂器等等,並在宗教警察(morality polic)和民兵巴斯基(Basij)的監管下嚴格執行。

另一方面,政府開始嚴格控制媒體與打壓異議人士,除了大型監禁外,還有無數人遭到鞭刑、絞刑,造成數千人死亡、許多人則是逃離伊朗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大家渴望「正常」  社會在變

上述狀況是大多數人在談到伊朗革命對伊朗帶來的影響時會有的想像,但艾賓利指出,隨著幾十年過去,人們渴望「回歸正常」的心情已經讓當局逐漸放鬆管制,整個社會也確實因此緩慢地出現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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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伊朗第一個參加越野摩托車賽的女賽車手夏法里(Behnaz Shafiei),在這張 2015年5月的照片中,她正在為比賽拉筋。相較於過去,現在在伊朗街頭可以看到比較多騎腳踏車、摩托車的女性。

美聯社/達志影像

發現與當年不一樣的地方

舉例來說,以前情侶交往時總是偷偷摸摸、深怕被親戚朋友發現,現在艾賓利卻能在公園裡看到情侶們走在一起,或是在搖滾音樂會上互相擁抱。

此外,艾賓利現在也可以和朋友在家裡來一場名義上被禁止的周末派對、在街頭還可以聽到樂團表演流行音樂,或是在女子的頭巾下找到一頭染了粉紅色的頭髮等等。

希望有更多改變

好幾名千禧世代的年輕人在接受《彭博社》訪問時,均承認現在的社會風氣與過去差很多,他們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改變。

不過社會出現轉變是一回事,政治上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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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1日,適逢伊朗革命 40周年,伊朗總統魯哈尼發表了 45分鐘的演說,並強調伊朗的敵人——美國、以色列想透過經濟制裁「拉下」伊朗的舉動並不會成功。

美聯社/達志影像

政治上沒變太多

艾賓利指出這幾十年來,伊朗政府幾乎沒有什麼改變,當伊朗人民在 2009年因為懷疑總統艾馬丹加(Mahmoud Ahmadinejad)選舉舞弊引發綠色革命(The Green Movement),就遭到伊朗武力部隊強力鎮壓,造成至少 30人死亡,上千名異議人士被捕。

變與不變  政府兩難

身為溫和派的伊朗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在 2013年上任後,雖然有朝社會改革派靠攏的態勢。不過整體來說,艾賓利認為伊朗政府在應該順應社會變遷還是過往價值觀之間陷入兩難。

國際關係大洗牌

從國際情勢來看,這場出乎各界預料的革命也重塑了伊朗與中東地區、西方勢力的關係,並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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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民眾拿著伊朗的國旗、何梅尼的照片走上街頭,一同慶祝伊朗革命已經 40年了。

美聯社/達志影像

沙烏地阿拉伯  存在受威脅

在伊朗革命發生後,以遜尼派為大宗的沙烏地阿拉伯對此尤其緊張,畢竟在過去,這個王國的合法與存續性是建立在領導伊斯蘭地區上,而出現了「伊斯蘭共和國」無疑會威脅到沙國的正當性。

寄望「伊朗模式」的什葉派

另一方面,伊斯蘭教的宗派衝突雖然一直存在,但一切在伊朗革命後更加緊張,在巴林、伊拉克、黎巴嫩、沙國等國,長期遭到邊緣化的什葉派勢力開始企盼他們總有一天能效仿「伊朗模式」取得政權——伊朗也確實透過栽培這些地方勢力,來加強他們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1982年在黎巴嫩,由伊朗協助成立的真主黨(Hezbollah)。

以中東為棋盤  不同勢力的角力

反過來說,以遜尼派為主的國家也開始積極發展區域影響力,事實上,至今仍看不到盡頭的敘利亞戰爭葉門戰爭,都是從一開始的反政府衝突演變成以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為首,各自支持不同勢力的政治角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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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在首都德黑蘭街頭,一名男子信步走過了一幅反美畫。

路透社/達志影像

當伊朗成為一種指控

智庫阿拉伯波灣國家研究所(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的學者因貝絲(Hussein Ibish)則指出,這十年來,主流論述瀰漫著伊朗需要替中東大大小小的問題負責。

因貝絲寫到:「(針對這些問題,)伊朗確實扮演著很大的角色,但伊朗不像是阿拉伯各國領導人所形容的那種毒瘤,所謂『邪惡的伊朗勢力』,在大多時候是扮演著次要的角色,並在混亂的情勢中找到可以操作的空間。」

好不起來的美伊關係  

此外,自從親美的伊朗國王巴勒維垮台後,美國與伊朗的關係也日漸惡化,不論是當年美國政府允許巴勒維前往美國接受治療、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劫持,或是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 2018年退出 2015伊朗核協議,重啟對伊朗的經濟制裁都可以略見端倪。許多專家均相信伊朗—美國關係在短期內不會有好轉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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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神職人員在何梅尼陵墓(Imam Khomeini Shrine)閱讀著《可蘭經》。照片拍攝於 2005年1月。

路透社/達志影像

「他們拒絕我們的自由」

回過頭來看,這場發生在 1979年的革命到底為什麼會成功?關於這一點,從不同立場、角度都可以發展出不一樣的說法,印度作家米什拉(Pankaj Mishra)認為,對相信「西方價值觀是最好」的人來說,他們會傾向認為伊朗革命是「反西方」的民粹風潮使然,最終讓伊朗「退化」並擁抱伊斯蘭主義。

這種想法甚至延伸出「憤怒的穆斯林和理性的西方人之間勢必會出現『文明衝突』」這類想法,當美國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Bush)要出兵伊拉克時,說出「他們拒絕我們自由」也是基於類似的價值觀。

歸根究底  有部分是反帝國

但米什拉指出,這些人必須了解到,終歸來說,伊朗的意識形態一直都是「反帝國主義」。自從 19世紀,伊朗備受英國和俄國的不公平對待後,反殖民情緒就迅速在伊朗社會蔓延,特別是伊朗雖然在 20世紀去殖民化,列強介入伊朗內政的情況仍然沒有消失。

因此米什拉相信,伊朗社會遲遲沒辦法擺脫帝國主義的陰影、又渴望能跟這些外國勢力切乾淨的心情,多少解釋在伊朗革命爆發後,民眾之間普遍瀰漫著反西方、反世俗化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