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頭巾 反叛伊朗的女性
瑪希赫．阿琳娜嘉德（Masih Alinejad）早就摘下頭巾，擁抱她那一頭和本人一樣難以駕馭的捲髮。她在1976年出生於裡海附近一個貧窮村子，父親在革命期間曾參加過巴斯基道德警察組織。
在這段漫長的人生旅程裡，她從那個小村女孩，變成一個提出太多問題的反叛少女，再變成一個四十歲的自信女人，反抗體制，先是在伊朗，然後從2009年起開始流亡。
1979年 日子從此天翻地覆
在成長過程中，瑪希赫曾被教導如果她聽音樂的話，在審判日會有融化的金屬灌入她的耳朵——同樣的威脅也深深地烙印在吉達的年輕女子索法娜．達赫蘭的腦海中。她們生活在分裂的不同世界裡，被沙烏地——伊朗對立的深淵隔開，在截然不同的環境裡長大。她們不認識彼此，也可能永遠不會相見，但是她們是同齡人，面臨著關於她們的選擇、思想和身體的相似限制。
她們都是1979年的產物，她們的生活由那一年所釋放出的難解驅力塑造。
在伊朗，瑪希赫也了解她和她家人的榮譽都和頭上的頭巾息息相關。即使是在學校裡，她的老師也明確無疑地說，如果不戴頭巾會下地獄。因此她盡責地戴頭巾，把頭巾緊緊地包在頭上，感覺就像是她的第二層皮膚。她連睡覺都戴著。所有的女性家人即使是在家裡也都戴著。她們的家是一間有兩個房間的泥屋，沒有廁所，廚房是位於戶外的明火窯。
過起雙重生活的伊朗人民
在整個伊朗，自從1979年以來，許多家庭都過著雙重的生活——大家在公共生活中遵守規矩，在私生活中打破所有的規矩。公開場合禁止喝酒，也禁止音樂。但是仍然有私人派對，男女共舞，大家喝酒聽音樂。正式的音樂會被禁止，但是有私人表演和車庫樂團。衛星電視天線被禁止，但是每家都有一臺，希望鄰居不會說出去。道德警察在街上巡邏，但是男孩和女孩有週末一起出遊的方法。這種祕密生態的氣氛讓人精神分裂。因此，孩子無法辨識這種無形障礙，有時候在不知不覺間會暴露出父母的身分。
藏在頭巾下的叛逆之心
瑪希赫的家庭不過雙重生活。他們一直是真心相信。曾經只留著嘴上鬍鬚的父親，在1979年後留起了長鬍子，並教導年輕人要去清真寺禮拜。1989年，十二歲的瑪希赫認為她的世界會在何梅尼去世後結束。然而，她的頭巾下面不僅有叛逆的頭髮，還有叛逆的心。她是家中六個孩子中最小的，性格就像個頑皮男孩，常常問媽媽為什麼不能像哥哥那樣騎腳踏車。
在高中時，她問過老師，為什麼男生不戴頭巾。後來，她開始有一些小的叛逆行為，比如在步行上學的路上拿掉身上的全黑色查朵爾（chador）。雖然還是戴著頭巾，但是她父親卻告訴她，她給家庭帶來了不光彩，並且兩個月拒絕跟她講話。
她很快就開始追求更高的目標，要求更多的自由，這就是她一生追求的開始，她要挑戰冒充真主律法監護人的政權當局。她跟一群朋友開始撰寫和分發一本地下小冊子；他們在附近小鎮的牆上用噴漆寫上「人人都有言論自由」的句子。
走上記者之路
他們只不過是來自小村子的青少年，做出反叛之舉並假裝是知識分子。但是在90年代的伊朗，這樣的舉動形同為煽動叛亂，她被關了一個月。更讓家人羞愧的是，她在監獄裡發現自己懷孕了，她還沒和自己的未婚夫正式結婚。她後來結了婚，又在還不滿二十五歲的時候離婚。不斷推動瑪希赫越發叛逆的力量，終於帶她來到了德黑蘭，2000年時她在這裡當實習生，後來成為全國報紙《關聯報》（Hambastegi）的議會記者，這家報社是總統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領導的伊朗新興改革派媒體之一。
瑪希赫穿的紅色鞋子惹惱了她的主管。但是她的工作表現很出色：她知道在什麼地方和如何挖掘出議會裡的黑幕並將其作為頭版新聞公之於眾。
他們說：反抗可以，先戴好妳的頭巾
在德黑蘭，瑪希赫以記者身分進入議會，與公共場合的所有伊朗女性一樣戴著頭巾，並曝光了一個為議員而開設的有油水的基金。她用一塊黑布裹住頭髮，穿著用藍色牛仔布製成的外套，向公眾曝光議員沒有按照承諾減薪，造成一場軒然大波。她不停地督促並挖出了大新聞。
在拒絕了查朵爾之後，瑪希赫開始質疑頭巾，但是她仍然認為頭巾議題相比國家裡的其他更緊要的事情仍屬次要議題。當她十幾歲時在伊朗呼籲言論自由時，她還在用自己的夢想傾注於伊斯蘭共和國身上。她相信可以修正制度，然後頭巾的事情就會迎刃而解。但是她愈來愈覺得那些試圖轉移她問題的官員會對她的衣著提出質疑：她的一縷頭髮露在外面，她的鞋是紅色的，她的妝容太豔麗。
他們告訴她，當她能戴上「好好的頭巾」之後，他們就會回答她的問題。頭巾被用來掩蓋這個國家的同質統一假象，讓女性保持謙恭，讓那些敢質疑的人安靜。
伊斯蘭共和國的阿基里斯之踵
瑪希赫開始向政治人物詢問頭巾的事情。從前總統拉夫桑賈尼到哈塔米本人，她詢問每個男人，假如他們進入學校裡有頭巾禁令的法國，他們的太太被要求露出頭髮時會怎麼辦。他們回應說這麼做不僅是對伊斯蘭價值的攻擊，也是對於他們的太太想戴頭巾的權利之侵害。
她就是在這裡對他們設陷阱的：那如果是外國領袖攜太太訪問伊朗呢？難道她們有選擇權嗎？他們對此感到侷促。
拉夫桑賈尼不情願地承認她正觸及一個敏感議題。瑪希赫這時候明白了，頭巾，hijab，並不是一個次要議題，它是何梅尼所設想的革命意識形態的支柱之一，是支撐結構之鷹架的一環——但它也是伊斯蘭共和國的阿基里斯之踵，因為女人受到扼制。
1979年時上街遊行的那些女人，高喊著「在自由的黎明，沒有自由」，她們仍然在那裡，而且和她們在一起的是新世代的女兒，以及所有那些曾經支持革命，然後對革命幻滅的人。
已經回不去的伊朗
伊朗年輕人曾有很大的夢，但是這些夢想被卡在1979年——這是最高領袖試圖維護和更新的遺產。伊朗的年輕人每天都在挑戰制度，甚至連頭髮都從頭頂上的頭巾中露出來，她們的頭巾愈拉愈長。男孩和女孩在街上手拉手，向宗教警察挑戰。瑪希赫更是步步緊逼，她的問題和她的獨家新聞太過火了。她遭到騷擾、偵訊，最終她的報社解雇她。
她離開伊朗，前往倫敦學習英語。當她試圖在2009年回國報導總統大選時，有人告訴她如果回德黑蘭，她最終會鋃鐺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