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讓你覺得無時無刻受到監視、所作所為徒勞無功——這是他們的慣用伎倆；然後就說你是外國勢力，再添上幾個道德罪名，把你搞得烏煙瘴氣。」伊朗知名人權律師納斯林・索托德（Nasrin Sotoudeh）抱著一把鮮豔的紅玫瑰、坐在計程車前座，貌似悠閒地笑著對司機——也對鏡頭前的觀眾說著：「等你好不容易出獄，你的日常變成一個更大的牢籠，你的朋友成了醜惡的敵人，逼得你要嘛自己放棄投降、奔逃出走，不然就是再被關進去。」納斯林無奈地揮了揮手：「算了吧！管他的。」
基本人權與創作自由都被限制的國度
2015年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的伊朗電影《計程人生》（Taxi）中，導演潘納希（Jafar Panahi）化身為計程車司機，使用架設在車上的幾個鏡頭，拍攝這部類似偽紀錄片般遊走於虛實之間的伊朗日常。
電影尾聲，納斯林上了車，說著要去監獄探視一名只因為去看比賽就被無故監禁長達三個月的少女；最後，他送給鏡頭前的觀眾一朵花——這個看似善意的舉動，實際上有許多涵義——當時，伊朗官方已明令禁止潘納希導演拍攝電影，這朵花不僅是給那些或許永遠無法看見這部片的觀眾，也是給可能正在審查這部作品的官員。於是，納斯林矛頭一轉，輕輕指著鏡頭，好似把它當成了暗中監視的掌權者，語重心長地對著導演說起了以上這段話。
2012年，納斯林與潘納希導演一同獲頒歐洲議會最高人權榮譽「沙卡洛夫獎」（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2020年，納斯林也有了一部屬於自己的紀錄片《Nasrin》，由美國導演傑夫・考夫曼（Jeff Kaufman）執導拍攝。片中的他有時身陷囹圄，僅能以信件發聲；也能看見他走上街頭，高呼訴求的身影。
理念相同、目標一致的夫妻兩人，卻接連入獄
然而，2024年12月，當納斯林正因為過往於獄中感染新冠肺炎的不當處置所引發的嚴重心臟疾病，得以暫獲自由之時，她的丈夫雷薩（Reza Khandan）卻因製作「我反對強制配戴頭巾」的別針徽章，被捕入獄。如此微小之行為，竟讓他面臨至少三年刑期、被關押在伊朗最惡名昭彰的「伊文監獄」（Evin Prison）的不公待遇。
#Iran: 🚨 On 13 December 2024, human rights defender Reza Khandan was arrested in his house and taken into custody at a police station in Tehran. The following day, the HRD was transferred to Evin Court and then Evin Prison where he has been detained since. Front Line… pic.twitter.com/IaLOhSxOSs
聞此，考夫曼導演決定以信件與雷薩對話，除了從中一窺伊文監獄的荒謬處境和現今伊朗政治犯的困乏生活，也如此前的紀錄片《Nasrin》那般，再次照見了「這個政權，如何反覆考驗人們的愛與意志，並透過懲罰囚犯與他們的家人，加深對於個人的種種傷害」。
Middle East Matters (MEM)（@middleeastmatters）分享的貼文
雷薩：我不希望時間過得太快，不然會更加感受到自己正被剝奪與所愛之人的相處時光。
美國導演傑夫・考夫曼（Jeff Kaufman）與仍在獄中的納斯林丈夫雷薩（Reza Khandan）之間的通信，近日刊登於《TIME》，以下為考夫曼導演所整理的書信問答整理：
考夫曼：你過去也曾因批評政府而入獄，為什麼還要重蹈覆徹，讓自己身陷險境呢？跟我進行這段訪談會招來危險嗎？
雷薩：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應有的權力，去捍衛我自己與其他人的權利。如果我不這麽做，我、我們，以及我們的孩子們，將會迎來黑暗的未來。
在伊朗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政府掌控之下，一個抗議、一聲批評，都有風險，但我願意承擔這樣的代價。
考夫曼：身為一名男性，你幾乎在所有地方都有某種特權，為何還要如此堅定地支持女權？
雷薩：如果一個國家無法確保兩性平權，那就沒辦法實現民主、實踐公平正義、維護人權尊嚴；
當一個社會選擇忽視半數人民的權利，自然也不會因此強大。
考夫曼：2024年12月，你被捕的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雷薩：早上我出門去買東西，因為我打算在家工作。把車開回家時，我注意到樓下大門那邊有幾個人正在跟管理員說話；我一下車，他們就走過來，指指我的車牌，說他們正在附近調查一起案件，似乎跟我的車有關——總之這一切都是瞎掰，他們就是要抓我。
過沒多久納斯林就來了，她問他們能不能稍等一下，等她去樓上叫我兒子下來，至少讓我們說幾句道別的話。那些人答應了，但是納斯林一轉身上樓，他們就把我押上車帶走。
那天晚上，我睡在拘留中心。那裡非常冷、沒有床、沒有水，也沒有食物。他們還故意把暖氣關掉，只有幾塊骯髒的毯子，我們大概12個囚徒分著用。隔天一早，我就被帶到伊文監獄，歷經數小時的審問和流程之後，我被關進隔離牢房，長達九天無法與外界接觸。
考夫曼：你在獄中的一天是什麼樣子？伊文監獄又是個什麼地方？
雷薩：一天裡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打掃環境和處理個人事務，包括採買日用品與食材。伊朗監獄裡的餐點幾乎不能算是「食物」，我們必須在獄中商店搜購食材、自行料理。我居住的8號囚區關押了約600人，我跟我的獄友大概10個人一組，我們一起做菜、一起吃飯；這裡共有33個瓦斯爐供囚犯使用，但一星期只能用三次。
其他時候，我在圖書館閱讀，盡量運動，和朋友們在囚區散步，交換彼此從親屬們那裡聽來的外界消息。囚徒們往往難以適應這裡的時間流速太慢，但我反而覺得這樣也好——我不希望時間過得太快，不然會更加明確地感受到我正被剝奪與妻子、與孩子，和其他所愛之人的相處時光。
伊文監獄裡約有15,000名囚犯，被分配在不同囚區。這個監獄特殊之處在於它擁有許多「高警戒拘留區」，分屬各國家機構管理——例如國家情報局、伊斯蘭革命衛隊或司法部。這些區域完全不受監獄掌控，也不遵循任何法律；審訊人員可以恣意對待囚犯，實施各種非人道手段，全面剝奪人權。
犯嫌遭受毆打、拒絕醫療、單獨囚禁、資訊封鎖等一切極具壓力的訊問方法，並加以心理、身體和性方面的酷刑折磨，被迫自白。在這裡，就算是最微不足道的事，都可能面臨毫無意義的殘酷對待。例如，去上個廁所、去護理站治療，都必須蒙上眼罩由獄警陪同。
政治犯的處境比一般囚犯更糟，我們受到全面監控與無止盡的騷擾。
與外界的電話聯繫有許多嚴格限制——即使能打出去，也經常講到一半就莫名中斷。
考夫曼：你對民主懷有理想與憧憬卻因此入獄。但在如今，民主制度在包括美國的許多國家裡，遭到人們的質疑和挑戰。你是否仍然相信民主？你覺得未來10年、20年的世界，會變得怎麼樣？
雷薩：實現民主的過程，難免有時進步、時而倒退，但世界仍將繼續前行。對於來自其他國家的你們而言，或許很難想像一個領導人，竟會如此無視人權，費盡心思地把那些努力將社會變得更好的人關進牢裡——但其實，如果你們不謹慎關注，這一切隨時都可能發生。
我認為，伊朗政府把像我一樣的女權運動倡議者、反對強制配戴頭巾的抗議人士，以及那些挺身捍衛社會公義的支持者全部抓起來、關進牢籠的行為，正顯見這個無能又腐敗的政權，絕望又無能為力的最後手段。
考夫曼：你有什麼話想對伊朗的領導人說？
雷薩：威權體制的領導人通常只想聽讚美的話，他們總以為自己是歷史中的例外，跟過往的獨裁者不一樣。但他們必須認清：
歷史，從來沒有例外。
我當然也想跟他說：「請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以及「我反對強制戴頭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