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當印度民眾的注意力尚未被新冠疫情佔據，行動也未受到宵禁及封城大幅限制時，反對《公民身份修正案》(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CAA）的抗議行動在印度街頭激烈展開。這項明顯排除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移民的法案在2019年年底通過，再度引發印度社會關於「誰是印度公民」的熱烈討論。
一本講述印度另一群少數公民-華裔印度人-遭受不公待遇的書籍也在此時問世，雖因今年全球及印度窮於應付的種種議題，未能得到更多關注，但隨後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卻讓此書的出版時機顯得應景，也格外具歷史警惕意義。
《迪歐利悲歌—1962華裔印人拘留營真實故事》(The Deoliwallahs-the true Story of the 1962 Chinese-Indian Internment)在2020年初由麥克米倫出版社印度分社出版。英文書名中的“Deoli”(迪歐利)是位於印度拉賈斯坦邦沙漠中的一座營地，是中印戰爭期間近3000名華裔印度人被拘留的地方。“wallah”則源自印地語，是個後綴字，表示跟某事相關或負責某活動的人，如“dabbawallah”是電影〈美味情書〉中看到的那些送便當的人，“chaiwallah”是賣茶的人，而“deoliwallah”則是這群曾被監禁在迪歐利的華裔印度人指稱自己或互相指稱的說法—「待過迪歐利的人」。
這些待過迪歐利的人是誰?他們為什麼會被送到那裡?他們被拘留了多久?他們在裡面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離開迪歐利之後呢?這個事件對今日的印度又有何影響?這些問題是作者在這本書中嘗試回答的問題。
1962年10月，中印兩國因長久以來懸而未決的邊境問題爆發戰爭，戰事短暫進行一個月後，便由中國宣布單方停火而結束，中印兩個原本同為掙脫西方帝國壓迫而惺惺相惜的「兄弟之邦」(Hindi-Chini bhai bhai，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總理尼赫魯之語)從此反目成仇。被中國背叛，是當時主導印度社會的主流論述與情緒。而對於中國的不信任也讓印方在中印戰爭期間(及之後)，將認為涉有間諜之嫌的近3000名華裔印度人，未經審判便遣送至迪歐利集中拘禁，拘留時間最多長達四年，事後這些人(包括老弱婦孺)並無一人被證實為間諜。
印度官方絕口不提這段歷史自可理解，詭異的是，連當事人也自我噤聲，透過似乎「串通好的沉默」，讓這段歷史被掩埋了五十年而不為人知。印度導演拉菲格‧愛里亞斯 (Rafeeq ELLIAS)在2003年所拍攝的得獎紀錄片〈胖媽媽傳奇〉(The Legend of Fat Mama)可說是探討此主題的第一部作品，其後陸續有零星的相關書籍、報導、影片出版，為世人拼湊這段被遺忘的故事，並填補印度近代史上一塊令人費解的空白，《迪歐利悲歌》便是其中的一部作品。
本書由「華裔印度美國人」Joy Ma與印度記者作家狄利普‧蘇札(Dilip D’souza)合寫。Joy Ma是在迪歐利拘留營出生的第三代華裔印度人，成年後跟多數華裔印人一樣選擇移居外國，是倖存者中年紀最輕的。封面圖即為作者Joy Ma一家於1962年10月中印戰爭爆發前於大吉嶺拍攝的全家福照片。即便原本跟大多數當事人一樣避談此段往事，終在眾人的鼓勵下，願意擔起傳承這段歷史的責任。而資深記者蘇札在中印戰爭發生後五十年才第一次聽聞華人拘留營的故事，讓原本自認為熟捻印度歷史的他感到震驚。此外，在印度民眾的集體記憶裡，並不存在這場影響成千上萬華裔印度人的悲劇，也令他感到不解，因此興起探索此段歷史的念頭，以了解為何這樣的憾事會發生，且如此鮮為人知。
2015年，這兩位作者在拉菲格‧愛里亞斯的另一部相同題材紀錄片〈鐵絲網之外:遙遠的曙光〉(Beyond Barbed Wires: A Distant Dawn)放映會上認識後，決定合撰此書。全書共分17章，由兩位作者各自撰寫的文章穿插而成。長年從事記者工作的蘇札，負責提供相對客觀的歷史及政治等時代背景資料，而與受難者有共同經驗的Joy Ma，則編撰包括其父母在內的七位倖存者的口述歷史。
蘇札在其撰寫的章節中力圖呈現不同視角的史料，納入印度主流論述之外的觀點，讀者在這些篇章中可以讀到華人移民印度的源起與發展、中印邊境線爭議始末、1962年中印戰爭的來龍去脈、迪歐利拘留營的歷史等 (此拘留營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戰俘營，甚至拘禁過一百多名台灣人，關於此段同樣驚人的歷史，請參考中研院副研究員鍾淑敏女士的〈二戰時期台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蘇札亦收集到幾位印度官員及退休軍官對於迪歐利拘留營的看法，例如一位前部長即表示:「每個主權國家都有權選擇保護自己國家的方式」，另一位中印戰爭時被俘軍官也表示，這是戰時的「標準作業流程」，即使他承認印度應該道歉，但戰爭就是會讓交戰國作出「奇怪、不合理、不公不義」的事情。此外在書中的一個章節，蘇札也討論此事件是否可比照二戰期間被拘留的日裔美國人，最終得到雷根政府道歉的案例，要求印度政府承認自己的錯誤。
Joy Ma則是對當事人進行採訪，書中收錄了其中七份口述歷史，從不同當事人的敘述中，讀者可以了解他們的祖先(多數為客家人)如何自19世紀末起便從廣東等地來到印度，落腳在加爾各答、東北的阿薩姆邦、或是大吉嶺等邊境城市，從事製鞋、木工、餐飲等行業，逐漸融入當地生活。當事人娓娓道出中印戰爭前的平靜生活、戰事爆發前風聲鶴唳的氛圍、警察的午夜敲門聲、被押往拘留營的長途火車之旅、在活動停滯的拘留營中被中斷的人生、以及被釋放後看到先前奮鬥所累積起來的家產被充公，或是被鄰人占為己有的無助。有部分人先前已半自願地被遣送到他們並不認識的中國，少數堅決留在印度的人在飽受歧視的環境中，重新打拼，東山再起，幻滅心死者則紛紛移民至北美、澳洲等地，繼續客家人以他鄉為故鄉的宿命。栩栩如生的敘述將讀者帶進當事人塵封數十年的私密生命史，甚至可以聽到他們無聲的吶喊:「為什麼是我們?我們做錯了什麼?我是印度人啊!」
這些華裔印度人在印度落地生根已有好幾個世代，說的是當地語言，隨口哼出的是印地歌曲，自我認同為印度人，印度是他們唯一認識的祖國，但這場來得快去得也快的荒謬戰爭，讓他們頓時成為自己國家裡的外國人。被自己的國家背叛讓他們百般不解且備感委屈，遭拘禁的經驗帶來的是羞愧，但更多的是恐懼，害怕只要邊境一有點風吹草動，令人提心吊膽的午夜敲門聲又會再度響起，這些心理創傷解釋了為何當事人五十年來始終自我消音。
七位受訪者中唯一沒有拘留營直接經驗的，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年輕世代Yeeva，深受拘留營經驗打擊的父親將這段歷史的傷痕用種種不言明的壓抑方式傳承給她，加上美國境內的族裔衝突問題，讓她困惑於自己的國家認同，不信任政府，並質疑世上是否真有一個可以讓她感到快樂與安全的祖國，她的例子讓讀者看到迪歐利經驗遺留給當事人下一代的深刻影響。
在中印戰爭進行期間及之後的1962年底至1963年初，印度政府修訂了一系列的國防法及外國人法案，以做為拘留華裔印人、限制其行動、不給予公民權的法律依據，其主要標準為當事人的血緣，例如1963年1月通過的「外國人(限制區域)令」中提到，如果一個人的父母或祖父母之一曾經是中國國民，這樣的人便不能進入上述區域，即便該人已在當地居住五年以上。蘇札表示這種種法案都是印度政府用來合理化拘留華裔印度人的「障眼法」。蘇札並在書中引述另一位印度學者絲茹琶‧羅依(Srirupa Roy)的說法表示，1962年的中印戰爭導致了「印度的族裔化」，也就是印度政府可以用「血緣及種族」來界定某人屬不屬於印度，而更深遠的影響則是此事件「『重新設定』了印度的民主及自我定位」。
中印戰爭發生將近60年後的今天，再次挑起印度族群對立的公民身份修正案似乎讓人隱隱看到迪歐利悲劇重演的可能(大批被有待商榷的標準歸為非法移民的人被陸陸續續送進拘留所)，而這次被界定為是不是外國人的標準，除了族裔之外，還有宗教。我們看到印度在建構自身國族認同的過程中正在面臨巨大挑戰，就是如何制定符合其立國精神(兼容並蓄、世俗化)的公民政策。
《迪歐利悲歌》除了是一份姍姍來遲的歷史補遺之外，也為當前備受爭議的印度公民法提供前車之鑑，這段將近六十年前發生的歷史，有待得到正確認識與適當評價，如此一來，印度政府才更能充分實現其憲法中賦予自身公民「公正平等自由」的承諾。
作者：李桂蜜 / 華語教師，目前於印度阿薩姆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