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主，卻留下傷痕
本周四(11)，讓南非走向民主、卻又無法弭平撕裂傷痕的戴克拉克(FW de Klerk)於該國首都開普敦(Cape Town)的家中逝世，享壽 85歲。其名下基金會宣布了他的死訊，表示他此前一直在進行癌症治療。
是結束之人，還是受益者？
對某些南非人而言，戴克拉克是偉大的政治家，他引領國家結束自 1948年便實施的種族隔離制度，與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 1993年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對其他人來說，相反地，戴克拉克實際上是種族隔離制度的受益者，應該為其所造成的諸多罪行付出代價。
來自白人菁英家庭
戴克拉克出生於南非繁榮的經濟中心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來自阿菲利卡家庭(註)，大學時期攻讀法律並成為一名律師。
1972年，他成為了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的議員，對這個創造種族隔離制度的政黨，有著深度的了解，並從中慢慢爬到了最高的位子——1989年，他成為該黨主席，隨後當選南非總統。
註：泛指南非與納米比亞的白人移民後裔。
釋放曼德拉，走向民主
當時，南非的局勢並不樂觀，內部紛擾、政府則面臨即將破產的狀況，甚至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該國曾經的盟友都與國民黨交惡，於這個關鍵的時間點上任的戴克拉克，在繼續高壓統治與走向民主之間，選擇了後者。
1990年2月，戴克拉克宣布取消對在野黨非洲民族議會(ANC，簡稱非國大)為期 30年的禁令，讓其脫離非法組織身分，並隨後釋放原本被判終身監禁、並已經服刑 26年半的非國大支柱曼德拉，以及其他一干反對派政治人物。
1992年，南非發起公投，最終決議廢止種族隔離制度；1994年更舉行了不分種族的平等民主選舉，並隨後被曼德拉擊敗，雖然戴克拉克受曼德拉之邀擔任第一副總統，但他的勢力仍在接下來的數年中逐漸衰頹，最終於 1996年辭職下台。
的確有其貢獻，但這是不得不為之？
從結果來看，戴克拉克對民主過渡的確有其貢獻，支持者認為他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他明白若要讓南非脫離種族隔離制度，必須要由被該國保守派尊敬的人所引領。
但另一部份的人則認為，考量到南非當年的局勢走向，這是戴克拉克不得不為之的抉擇，尤其他還曾是種族隔離制度的堅定擁護者——前任總理波塔(P.W. Botha)的得力左右手之一。
「絕不是名偉大的改革者」
在曼德拉於 1994年出版的自傳《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暫譯)中，他也明確指出，他認為「即使戴克拉克採取的行動看似進步，但他絕不是名偉大的改革者」。
「他進行的任何改革，都不是為了要將自己排除在權力圈之外，事實上，他做這些事是為了相反的理由：在新制度中確保阿菲利卡人的權力。」
而外界也多採取類似的觀點，例如在美國老布希(George H.W. Bush)時代擔任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柯恩(Herman J. Cohen)就指出，他曾與戴克拉克進行談話，「他沒有表明種族隔離是不好或不道德的，但他決定了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
兩面不討好，1997年退出政壇
然而另一方面，改革卻也讓戴克拉克與自己所屬的政黨疏遠了，他曾試圖將國民黨從白人主導，轉型為一個由多種族人士構成、擁有如非國大一般影響力的黨派，可是最後仍以失敗告終。
在辭去副總統一職後，戴克拉克於 1997年宣布退出政壇。時至今日，在阿菲利卡人之中，還是有人將其視為叛徒、懦夫，認為自己被出賣。
關係充滿了尖刻與猜疑
同時，雖然戴克拉克和曼德拉在 1993年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兩人之間的關係卻不是非常和諧，除了曼德拉對其改革心態的直言不諱外，戴克拉克自己對曼德拉也頗有微詞。
在其 1998年出版的自傳《最後的跋涉：新的開始》(The Last Trek — A New Beginning，暫譯)，戴克拉克覺得自己被低估了，而且還在得獎的慶祝活動中被曼德拉公開攻擊。
「我氣炸了，」當提及曼德拉在頒獎典禮後的發言時，戴克拉克寫道：「只有用著最強大的自制力，我才能夠再次咬緊我的牙關，不要永遠地粉碎我和曼德拉之間有著友好關係的假象。」
「諷刺的是，我們都特地遠行至此，獲頒代表和平與和解的世界最高榮譽——但我們之間的關係卻充滿了尖刻與猜疑。」
南非種族和諧的象徵
至於曼德拉本人，則認為他與戴克拉克的關係是必然的，「要和敵人和平共處，」曼德拉於《漫漫自由路》中表示：「一方必須要與敵方合作，讓敵方變成自己的夥伴。」
無論兩人心思如何，戴克拉克與曼德拉後來成為了南非種族和諧的象徵，共同的肖像成為了衣服、鹽罐、胡椒罐上的圖案，在該國商店中出售。
戴克拉克「最後的訊息」
但或許對於戴克拉克來說，他也對自己在南非的地位感到不安。
去年，他在接受《南非廣播公司》(SABC)採訪時曾一度引起爭議，表示他不認為種族隔離制度一如聯合國(UN)所言，是危害人類罪的一環，不過其基金會隨後為此發表道歉聲明。
可是在本周四，當戴克拉克死後不久，其基金會卻隨後發布了一則影音，稱之為戴克拉克「最後的訊息」。
曾經支持，但「完全地改變了」
看來虛弱的戴克拉克在畫面中表示，雖然他曾經支持「分離發展」(separate development)——意即種族隔離(apartheid)——但在 1980年代，他「完全地改變了」，這也是為何他會同意與曼德拉，以及其他政治領袖進行改革談判。
戴克拉克補充，在充滿壓迫的政權終結後，他已經盡己所能，「今天，讓我在這個最後的訊息裡再重複一次：我，毫無疑問地，為種族隔離對南非的黑人、棕色人種，以及印地安人所造成的痛苦、傷害、輕蔑、迫害表示歉意」。
為國族傷痕留下問號
可是對大多數南非人而言，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傷害仍延續至今，數百萬人依舊生活在貧困和持續的不平等待遇中，部分人認為在加害者沒有受到懲罰的狀況下，對這項制度的承認與彌補仍遠遠不足夠。
而戴克拉克的死，則為這個難解的國族傷痕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但該國現任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在戴克拉克逝世的消息傳出後，依舊發表聲明肯定，稱他結束種族隔離制度是「勇敢的決定」。
「在我們民主憲法頒布的 25周年前夕，副總統戴克拉克的逝世應該激勵我們全部人進行反思，關於我們民主的誕生，以及我們忠於憲法價值觀的共同責任。」
在給出解釋之前就死去了
只是無論如何，戴克拉克背後那些曾經的血與淚，再也沒有獲得解答的機會——一如反種族隔離革命家之子卡拉塔(Lukhanyo Calata)所言，他的父親在 1985年種族隔離政策仍實施的狀態下被警察所殺害，「令人遺憾的是，他還沒有解釋自己為何會協助犯下那些有違人性的罪行呢，又一名種族隔離罪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