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單薄 不足以支撐指控
阿姆斯特丹猶太文化區（Amsterdam's Jewish Cultural Quarter）主任施賴弗（Emile Schrijver）表示，潘科克等人提出的證據實在太單薄了，「他們用大量假設做出很強烈的指控，但一切全是立基於一小部分的訊息」。
在2003年出版《誰背叛了安妮·法蘭克》 （Who Betrayed Anne Frank?，暫譯）一書的作者巴諾（David Barnouw）雖然也同意身為阿姆斯特丹猶太居民委員會（Jewish Council）成員的范登伯格（Arnold van den Bergh）很可疑，卻沒有一口咬定他就是背叛安妮一家的兇手，畢竟除了安妮的父親奧托（Otto Frank）收過的匿名紙條，研究團隊也沒有提出其他更有力的證據支撐他們的論點。
都要躲藏了 何以會交出藏身地地址？
首先讓專家起疑的，就是研究團隊提到的那份紀錄阿姆斯特丹猶太人藏身地點的清單是否存在。研究團隊推測，當初范登伯格正是用這張清單，才向德國納粹交換到一家人的安全，免於被送往集中營。
荷蘭戰爭、猶太大屠殺暨種族滅絕研究所（NIOD Institute）的專家瓦斯騰豪特（Laurien Vastenhout）指出，如果猶太人都打定主意要躲起來了，「為何他們還要把藏身地的地址交給猶太居民委員會」？
即使這張清單確實存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安妮法蘭克中心（Anne Frank Center ）的主任斯蒂維克（Doyle Stevick）也很懷疑安妮一家的藏身地點會出現在那上面。
「如果法蘭克一家的躲藏地點確實是透過奧托的商業夥伴代為安排，那麼這個地點為何會出現在那張清單上？」斯蒂維克說道：「這可不是躲藏者，或是幫安妮一家安排藏身地的人會分享出去的資訊。」
真有記錄猶太人藏身地點的清單嗎？
對於專家們的質疑，身為研究成員之一的荷蘭記者范特維斯克（Pieter van Twisk）也坦言他們確實沒有找到這張清單，但「有好幾個來源告訴我們這張清單確實存在」。
現在負責經營當年安妮一家藏身地點的機構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的主任利奧波德（Ronald Leopold）也提到，他確實耳聞過清單存在的說法，「但那是來自於不可靠的來源」。況且，當時猶太居民委員會受到非常嚴格的審查，如果那張清單確實存在，「那將會是極度危險的事」。
小心陷入「猶太大屠殺倒置」
自二戰結束以後，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責任歸屬一直是各方爭論不休的話題。其中有一派說法主張，在大屠殺中，肯定有猶太人為納粹的行政、警察體系提供協助，否則沒有自己人的參與，很難想像納粹可以發動這樣大規模、徹底的殺戮行動。
舉例來說，出身荷蘭的猶太女性安·范戴克（Ans van Dijk），二戰期間與納粹保安處（Sicherheitsdienst）合作，出賣了數以百計的同胞，甚至是自己的家人，過去曾被列為背叛安妮一家的嫌疑人。
而在范戴克之外，曾與納粹站在同陣線、負責實施部分納粹政策的猶太居民委員會，不意外地成了人們嚴厲指責的對象之一。但有專家提醒，對於爭論現有證據能否證實「范登伯格是叛徒」一說，或是將炮火轉移到猶太居民委員會身上等作為，人們必須非常小心，以免落入過度的猶太大屠殺倒置（Holocaust inversion）思維當中。
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瓦斯騰豪特提醒，人們應該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而她並沒有在《「安妮法蘭克背叛案」中的有力新線索》（A Strong New Lead in 'The Betrayal of Anne Frank'，暫譯）一書中看到這樣的證據，加上書裡又充斥著「最有可能」這類模稜兩可的詞彙，讓專家們很難信服其結論。
「問題在於他們（指研究團隊）沒有提供真實可靠的證據，就做出了如此強烈的指控」。瓦斯騰豪特說道。
不會當事實 但可當有趣理論
安妮之家的主任利奧波德也表示，安妮之家不會將研究團隊的成果當作「事實」展出，但它們會考慮將這份作品與其他「理論」並陳，讓人們多方了解安妮一家被捕的可能真相。
「不，我不認為我們可以說謎底已經揭曉了。我認為他們確實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資訊，但我也認為這個謎團還有很多缺漏的部分，我們需要更深入的調查，才能去評估這個理論的價值。」
本想找始作俑者，最終只找到受害者
發起這項研究計畫的電視製作人貝恩斯（Thijs Bayens）則表示，即使對安妮一家被捕的真相還有疑慮，這次的研究也足以凸顯出納粹的可怕之處——它將人們逼上絕路，以至於人們開始背叛彼此。
「我們本想找出始作俑者，最後卻只找到了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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