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男生，我也會被性侵」亞洲美少年夢工廠傑尼斯的陰影面

亞洲美少年夢工廠的陰影面

英國BBC在新聞報導的第一句，寫下了「此文包含一些可能會讓讀者感到不安的內容」的警語，彷彿是在提醒哈日族們，事實往往令人難以面對，甚至是更加黑暗。

這已不是喜多川首次被爆出性醜聞。早在1988年，前男子團體Four Leaves的成員——北公次出版《致光GENJI》一書，將自己當年被侵犯的過往寫成自傳，此舉可以說是引發當時的 #metoo 風潮，自此包括中谷亮《傑尼斯的反擊》、平本淳也《傑尼斯的全部 少年之愛》、豐川誕《一個人的旅行》、木山將吾《致Smap－以及所有的傑尼斯藝人》，紛紛出版了指控喜多川性侵事件的自傳。

雖然《致光GENJI》出版後，傑尼斯事務所的股價暴跌，連帶也影響了旗下藝人的專輯銷量，然而，由於爆料書並沒有提出相關的證據，加上主流媒體因害怕被傑尼斯封殺而全體禁聲，喜多川的性侵疑雲成了哈日族心中的「都市傳說」。

「其實，強尼先生（喜多川）自己是不喜歡男同性戀的。同性戀傾向有兩種，一種是尋求同樣喜歡男生的男生；另一種則是不愛同志的男同性戀。是的，強尼喜多川是後者，他最喜歡的是有十幾歲、有元氣的男孩子。」－北公次《致光GENJI》

1999年，《週刊文春》訪問數名曾經待過傑尼斯的練習生，獲得許多曾遭到喜多川侵犯的證詞，而這些小傑尼斯在當時都只是十幾歲的少年。面對報導的指控，傑尼斯事務所及本人一概否認，對控告週刊毀謗並提起民事訴訟。

二審判決認定「社長利用練習生『不服從就不能出道』的心理，進行職權騷擾，且受害者的證詞具體且詳細，辯方（喜多川）也未明確否認，故文章中關於性騷擾的部分屬實，不構成誹謗行為。」最後，最高法院駁回喜多川的上訴，認定報導中關於喜多川的性騷擾事件屬實，唯喜多川提供香菸和酒精的指控非事實，《週刊文春》判賠120萬，全案定讞。

這場驚天動地的審判，在當時許多國際媒體爭相報導，反觀日本國內媒體卻一反常態的保持沉默。而喜多川本人，也未因此受到刑事審判，並繼續擔任其事務所的社長。

男生才不會性騷擾男生

記者中村龍太郎，是當年在《週刊文春》負責報導該系列專訪的記者之一，多年之後，他認為當年對於喜多川性醜聞的指控，被大眾認為是杜撰、空穴來風，甚至是炒新聞的假新聞的主因，都源於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偏見。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日本人普偏不相信男性有被性侵的可能，因此當他們受到性剝削時，許多受害者反而不敢發聲，而成為社會上隱形的受害者。

「在日本，男性間的戀愛，甚至涉及騷擾或性侵的議題，民眾大部分沒有太當一回事，而這樣的想法正是一種偏見。」

而這樣的偏見，也體現在日本的法條上。直到2017年，日本政府時隔百年才將《刑法》中性犯罪相關條例作修改。將「強姦罪」改為「強制性交罪」，並將受害者適用範圍從「女性」擴大至「不論性別」。

我是男生，我也會被性侵

從日本第一位公開長相與真名的性侵受害者伊藤詩織開始，越來越多女性願意站出來指控自己被「異性」侵犯，然而，當受害者換成「男性」時，他們面對的是更多的嘲諷與偏見，甚至是說不出口的恥辱。

因應2017年將「強姦罪」改為「強制性交罪」的修法，日本內閣府每3年進行一次的《男女間暴力研究報告》，在2020年的全國大調查首次將「男性」納入性暴力的調查，調查數據指出，年滿20歲以上的男女，每24人就有一人曾被迫發生性行為，雖然女性遭遇的比例相較於男生多，且僅有6.4%的女性會去相關單位報案，但男性在遇到性暴力後報案的數量卻是0。

數量少，不代表沒有，而他們的聲音也應該被聽到。2021年，日本放送協會NHK針對「曾遭到性暴力對待的男性」進行問卷調查：

數據顯示，多數的性暴力發生在十幾歲的「未成年」男孩身上，其次為30歲以下者；加害者的性別以七成的「同性」男性佔大宗；57.2%的加害者是「認識的人」且多是老闆、學長、老師等掌握權力關係的人。此外，約40%的人需要「超過一年」的時間，才會意識到自己遭遇到性暴力。

但，日本政府直到今年3月才研擬將刑法的性自主權年齡門檻，從現行的13歲提高至16歲，亦即過去日本13歲的孩童遭到性暴力，必須提出自己是遭到暴力和脅迫的證據，且「無法抗拒」才能定罪。

以他國為例：台灣、南韓規定年滿16歲者才擁有性自主；美國依各州規定為16歲到18歲以上不等；法國則為15歲；中國和德國則是14歲。相較於其他國家，日本性自主權年齡可說是過於年輕。

13歲的孩童，可能因為對性事的懵懂無知，因此在遭受性暴力後，最後選擇的往往是避而不談。而所謂的性暴力，也不只限於強迫性行為。

男兒有淚不輕彈，那如果被性侵呢？

2020年日本內閣府的全國調查《男女間暴力研究報告》中，約100人當中會有一名男性遭到性侵；但是當NHK將性暴力的行為細項化後發現，性侵只是冰山一角，因為性暴力並不只侷限於強暴的傷害，其中惡劣的嬉鬧與霸凌，都隱藏在那名為「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水面之下。

立命館大學專門研究男性性騷擾的宮崎浩一表示：「單看數據可能會覺得男性遇到性暴力的比例很低，但如果我們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傷害，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男性曾遭受性暴力。」

「是時候讓他們覺得自己可以在受害後發聲、求救了。」

常見的性暴力包括觸摸身體、露出／觀看性器。當被問到「與加害者的關係」，57.2%的人表示對方是「認識的人」，且大多是老闆、前輩或學校老師，因此也在無形中衍伸而出「無形的上下關係」與「扭曲的性別結構」。

男性受害者會陷入必須表現「男子氣慨」的逞強、自我催眠的心理。另外，當加害者是女性時，更因為不符合日本男尊女卑的社會結構，使得男性受害者更加傾向獨自面對。

遭到性暴力後，66.4%的人表示沒有諮詢過任何人，最常見的原因是「覺得羞恥」、「就算和別人說也沒有用」以及「不知道該找誰諮詢」。也有許多受害者表示：「沒有找人諮詢。就算和別人說了，對方應該也不會相信，所以只有和同性友人以『笑話』的方式說過」。

「諮詢這個行為，是建立受害者也把自己當作受害者對待之上。因此當受害男性不知道該如何訴說時，為了把傷害降到最低，才會將這件事包裝成笑話或是故事來談論。」－諮商師宮崎浩一

那些生理反應，不是你的錯

此外，許多男性受害者會在事後產生的自責心理，多半是對於過程中的生理反應（勃起）與內心感受到的厭惡不一致，導致的困惑感。

通過勃起、射精等生理反應，加害者會「洗腦」受害者並記住這樣的快感，最後讓對方進入「責怪自己」的被害心理。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受害者，反而是無法原諒自己的心理，也變相讓許多受到性暴力的男性，飽受心理疾病之苦。

日本少數專門研究男性性暴力治療的心理諮商師山口修喜表示：「作為復健的第一步，首先要發自內心地承認，自己曾經被性暴力對待。」遺憾的是，被喜多川性剝削的被害者，以及大多數的日本人，至今尚未踏出這一步。

房間裡的大象

2020年，42歲的北條隆弘利用自己曾是教師的身分，以拍攝教材用的照片為由、招募男性模特兒，再趁機下藥迷姦對方、並用手機偷拍下來，三年的時間疑受害者超過百人，但只有10位男性受害者願意出面指控。

事件爆發後，日本開始意識到男性受害者有苦難言的心理，近年各縣市的性暴力防治中心，紛紛設立有男性工作人員、配置泌尿、肛門科等專業醫療醫生，專門提供給「男性受害者」的諮詢單位。無不希望，能夠透過一個管道，建立受害者可以隨即獲得諮詢與幫助的系統。

然而，當這樣的社會系統遇到建立在利益關係的娛樂產業鏈時，日本媒體的集體沉默，成了「房間裡的大象」的幫兇。

過去撰寫強尼喜多川專題文章的愛爾蘭記者大衛麥克尼爾（David McNeill）曾以為，喜多川死後會有大量的爆料，因為他再也不能控制媒體了。但是，日本媒體沒有，說是『死者為大』。

「他不是某個人的祖父，而是一個非常有權勢的公眾人物，我認為躲在那些藉口和文化禁忌背後的日本媒體，反而更讓人感到不舒服。」

即使在強尼喜多川逝世後，傑尼斯事務所依然是日本最強大、最有影響力的演藝公司。不同於去年（2022），知名鬼才導演園子溫被爆出慣性潛規則女明星的新聞，強尼喜多川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後，都掌握日本媒體的發言權。日本記者鮫島宙對此解釋：「記者通常仰賴自上而下的訊息，很少有人願意改變現狀，無論是政治線還是娛樂線，大家都是一樣的。不會有人報導有損自身利益的新聞，沒有人想惹麻煩。」

在《BBC》的報導釋出後，原本保持沉默的傑尼斯事務所僅回應：「自從前代表於2019年去世以來，正在努力建立高度透明的組織結構，符合時代的法律、法規和加強治理，並配備公正的專家。」未對強尼喜多川的性剝削指控多做回應。

當年，在《文春週刊》追查強尼喜多川性剝削事件的中村龍太郎表示：「自1999年以來，我始終對日本媒體感到絕望。而我也200%確定，他們（日本媒體）絕對不會去報導這件事。」

時至今日，日本媒體與受害者依舊不願指認那頭「大象」，對於性暴力的集體沉默與視而不見，已經不只是「把冰箱打開，把大象放進去，再把冰箱關起來」如此簡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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