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下的紅木屬於誰？
從琳恩．內茨在奧里克住的平房到紅木溪流經過隱蔽灘（Hidden Beach） 流入太平洋的出海口，這段路的車程不遠。從小到大，休斯經常和鎮上居民到海灘上撿拾柴薪，或去激浪投釣（surf-fishing）。他很快就知道木材在他居住的鎮上是生活必需品。
暴風雨來臨時，強風吹過紅木林，在長滿樹木的山坡上，大小樹枝和已枯死但尚未倒下的樹幹都被吹到地面上，接著被水流帶走，往下游捲入海流裡。這些沿著紅木溪漂流、最後流入奧里克鎮的木頭，通常會停在某條河的河岸上，很容易收集，也往往會被鎮上的人取走。
然而紅木溪畔卻沒有一致的所有權形式，簡直就像是公有地和私有地組成的摩斯密碼。曾經生長在國家公園裡的紅木可能會倒下來，被紅木溪帶往下游，再沖到私人土地範圍內，地主就能將其取走。不過大多數的紅木往往一路被紅木溪帶入海裡，漂在海面上，海潮又將它帶回陸地，遺留在奧里克的隱蔽灘上。
從以前到現在，許多鎮上的人都會用這些漂流木當柴薪來加熱房子，或當作圍籬的柱子來賣掉；人們也會將飄到海灘上的紅木樹幹撈起來放進卡車後座，拿去賣掉或放在後院留作他用。當地的牧場主人巴羅回憶道：「我們都這麼做，這些木材不屬於任何人。好吧，我想它們是國家的，但是管他呢。」
保護了環境，卻搶走居民的生活方式
2000年開始，州政府禁止人民從隱蔽灘取走漂流木，當時紅木國家公園暨州立公園的西部邊界已經延伸到紅木溪出海口，直到海裡。那一年國家公園也訂定車輛不准開在沙灘或越過沙丘的規定。
該計畫解決了一個國家公園附近護管員一直在處理的問題：某些國家公園的海灘上車來車往，因為許多人都會把車子開上沙灘去載木頭或開到漁船邊。隱蔽灘是雪環頸鴴（snowy plover）的家，牠們在沙丘上築的巢布滿了海岸線。如果有任何東西騷擾沙丘，例如：有汽油驅動的車子開在上面，就會加快這種鳥類再次成為瀕危物種的速度。政府會准許民眾撿拾木頭和激浪投釣，但是在新規定之下撿來的木頭數量頂多用來升營火。政府也不再核發新的釣魚執照，而且更新現有執照也很困難。
紅木國家公園暨州立公園架設大鐵門，好讓車輛不能開上沙灘，但是鐵門阻擋了人們進入社區時常使用的小徑。對於早已眼睜睜看著取得木材的途徑遭到監控和剝奪的社區而言，新的限制令（尤其是要求民眾申請許可證）代表的是另一個官僚政治加諸的重擔。可以預期的是，奧里克鎮的緊張情緒將再次爆發。
休斯看著這些改變造成的影響在他身邊一一展現。他還記得自己明顯感受到鎮民的憤怒。他們控訴國家公園的官員「搶走自己的生活方式」，想讓奧里克鎮變成一座鬼鎮（這項指控在現今依舊公允）。
在接下來的幾年，漁夫發現他們因違反海灘法被開罰單。某個當地商人對國家公園提起訴訟，接著在尤里卡的《標準時報》（Times-Standard）上刊登廣告宣傳這起官司，標題是「奧里克遭到圍城」。另一個漁夫控告國家公園使他無法謀生。
當地人召集「拯救奧里克」委員會。二○○一年，該委員會辦了一場「奧里克自由大會」，旨在「強調過去三十年來由於激進環保團體與土地管理機構保護主義計畫，導致我們鄉村社區所發生的種種事情。」
禁令只因「別讓遊客不開心」？
倒下的樹木逐漸堵塞海灘的景象激怒當地居民。沖上岸的木頭多到在某些地方甚至阻塞了地下水排放，造成附近某個農夫養牛的牧場淹水。包括泰瑞．庫克在內的當地居民開始在木頭沖到海灘之前，先拿走河岸上的木頭。有時他們會等到原木漂離國家公園土地界線之外；有時他們不會等。
情況逐漸惡化。
2003年，國家公園管理局撤銷在淡水岬（Freshwater Spit）的宿營與拾木許可。這片在奧里克南邊的海灘上往往排了三排露營車和拖車（在國家公園管理局眼中，無數拖車塞滿國道101號的景象，已經造成了「鋁害」）。
淡水岬禁令成為當地的引爆點：至今許多奧里克人還是會引述一場會議，據說直言不諱的「拯救紅木聯盟」領袖──被譽為「紅木之母」的露西兒．文雅德（Lucille“Mother of the Redwoods”Vinyard）──在會中向國家公園管理局施壓，以便完全清除這個海灘營地。不過就連巴羅也同意淡水岬露營情況已經「失去控制」，車子停得太多，其他人根本無法前往海灘。
露營禁令使奧里克鎮民大為憤怒，他們擔心自己的生意受到影響，就只因為「公園訪客不想看見拖車」。貨車輪樹瘤店（Wagon Wheel Burl）的老闆詹姆士．西蒙斯（James Simmons）表示，他每週都能向露營車遊客賣出一張樹瘤做的桌子，這些物品已經成為他的收入來源。
回顧這整件事，不難看出居民的論點──尤其時至今日，純粹保護主義人士似乎想迎合外地人，這些人既想要森林保持原始狀態，又想要有審美趣味的森林美景（美國國家森林局在他們管轄的土地上出租豪華木屋；加拿大國家公園管理局〔Parks Canada〕也以有暖氣的圓頂帳篷提供訪客「豪華露營」〔glamping〕服務）。
國家公園、居民掀嚴重對立
奧里克居民參加一場由國家公園舉辦的公共論壇，伐木工人弗利克回憶道：「我們幾乎把那裡的屋頂都掀了。我們靠那（旅遊業）維生，我們需要它。該死，鎮上有一半的店，他們夏天的生意都是那樣來的。店鋪不能靠伐木工人，因為他們沒辦法每晚都出去。」
隨著鎮上的緊張情勢逐漸升高，抗議活動和警察巡邏隊出現在公路沿線。接著有人對護管員提出死亡威脅，還有人在森林裡的戶外廁所找到管狀炸彈。國家公園管理局於是召來了聯邦調查局特種武器和戰術部隊（FBI SWAT）。
在給內政部的一封信中，社區居民要求紅木國家公園暨州立公園重新開放在淡水岬露營，解除最近的拾木禁令。他們要求內政部指派一名聯邦調解員排解國家公園和鎮民的紛爭。
「對奧里克鎮的最後一擊即將出現。」《洪堡時報》（Humboldt Times）在一則廣告上提出警告，其中詳述鎮民提議的改變，並呼籲讀者寫信給他們的議員。這則廣告最後以對陰謀論者的訴求作為結尾：「P.S.就在你讀報時，坐鎮在紅木國家公園暨州立公園南方營運中心的特種武器和戰術部隊已經整裝待發。這千真萬確是一場圍城！」
衰落的伐木業，受創的自尊
奧里克當今的社會問題，與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席捲該地區的失業浪潮脫不了關係。社工約瑟夫．馬多尼亞（Joseph F. Madonia）在他的書中寫道，裁員重挫那些失去工作的人的自尊；事實上，失業是他們的創傷來源。
「他們終其一生都和工作緊密相連。」馬多尼亞在他的研究中做出如此結論，對於住在公司鎮（company town）裡，或一輩子都在同一間公司工作的人而言，失去工作「是重大的打擊。公司和工作與他們的認同是如此緊密相連，以致於他們產生的第一反應就是危機感。」
這份危機感依舊在奧里克與太平洋西北地區其他社區上演。研究一九八○年代加州伐木社區失業影響的研究中，珍妮佛．雪曼（Jennifer Sherman）發現低自尊往往導致藥物濫用、家庭暴力和犯罪。雪曼寫道，伐木是「人們藉以組織生活模式的主軸……工作有著重大意義，缺少工作，許多困境將隨之而來。」
伐木的意義大多根源於這份工作必須付出的辛勞。無論是烈日當空或陰雨不斷，伐木工作風雨無阻。地形、天氣與環境，以及巨大的工作量和隨之而來的危險，伐木的工作性質就算不是全部，至少也有部分造就了伐木者的身分認同。
伴隨伐木產生的驕傲，有一部分是來自於知道祖先曾經在森林裡丟了性命。因此他們生命的核心意義，正如社會學家克萊頓．杜蒙（Clayton Dumont）曾指出，是「根源於字面意義上將自己的鮮血注入了這份職業」。
雖然其他地方還有工作機會，太平洋西北地區的主要居民覺得自己與該地區的聯繫極深，因此在伐木產業衰落後仍拒絕搬走。他們用自己知道的方式為了工作而奮戰，然而這份努力很快就變為消極，乃至憤怒。研究結果將太平洋西北地區的盜木行為視為「文化實踐」（culture practice）的一部分，增強人們曾經共同享有的傳承，為社區接納提供一條途徑。
家庭失和、社會動盪背後——產業空洞化
雪曼之後在她的著作中做出結論：在太平洋西北地區，羞恥感、罪惡感、疾病、壓力和成癮等都是源自於產業空洞化（deindustrialization）而來的失業症狀。她寫道：
「在鄉村地區，產業衰落尤其具有毀滅性，因為會導致原本以這份衰落產業工作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此喪失。」
在其他研究中，許多參與者說他們不想太長時間依賴情緒或財務支援，因為那會提醒他們自己沒有生產力。雪曼看見失業產生的混亂動盪，例如：假設父母其中之一因為工作而搬家，或父母在失去工作後離婚，家庭結構往往因此改變。失業對家庭關係絕對有影響，1990年代洪堡郡一名教師解釋道：「父親在森林裡工作，他的兒子就對這份工作有了夢想。」工作機會漸漸消失，這傳統也跟著喪失。
許多伐木工人認同的是一份已不存在的工作──在他們成長期間，這份工作曾經保證能替他們帶來繁榮，所以變得很難在新時代找到自己的位置。許多失業的男人表示，在妻子去工作之後，自己有一種被去勢的感覺。雪曼寫到這將造成家庭「普遍不和諧」，出現權力鬥爭、憤怒感蔓延，以及藥物濫用等自我毀滅的行為。
沒有職業，只剩「爛工作」
在失業調查中，有80% 的人說他們比之前更容易激動和沮喪，唯一能讓他們消除這種感受的就是工作。失業的心理壓力是如此極端，以致於有些人回答他們覺得心理健康不佳對他們造成的壓力，大過財務問題。
這也就造成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所稱的「怯志工作者」（Discouraged workers）影響力──這些人想要工作，但卻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最後就不再找了。這些工作者往往被歸類為「沒有技能」或「教育程度不足」，通常住在高失業率的地區。
隨著時間過去，這種狀況並未減緩：二十世紀末，許多失去的工作沒有被替代，或至少替代的工作也沒能保證是穩定的全職工作，並且有合理的收入。反之卻出現過多的「爛工作」：時薪低的臨時或約僱工作，或是不保證有基本工作時數或固定時間付款，並且未加入公會的服務業工作。
做這些爛工作的大多是沒有學士學位的人。對這個主題有廣泛研究的普林斯頓經濟學家安．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如此解釋：
「他們沒辦法生活在快速成功的高科技繁榮城市中，這些人被分派到那些受全球化和機器人威脅的工作。」
從1979年到2017年間，沒有四年制大學學位的人會失去33% 的購買力。凱斯與迪頓也指出，伴隨而來的是喪失自尊心和屬於某個工作場所的歸屬感，使得「人生分崩離析，失去結構與意義」。
自動化、全球化和教育程度要求提高，再加上政府與機構的失能，導致了一整個世代失去連結與恐懼的人們。自1950年代以來，退出勞動市場與停止找工作的男人，人數已經提高五倍。這個結果造成許多鄉村地區感受深刻的社區創傷：影響兩代人的貧窮、長期失業、環境惡化、社會關係斷裂，以及遭到摧毀的社會規範。
目前的奧里克與福克斯都在這樣的陰影下成形。兩個鎮都擁有全美一流的觀光地。但是，「這裡沒有職業，」吉姆．哈古德說。「這裡沒有工作。伐木業沒了。」奧里克鎮商會理事長說，沒有見到旅遊業蒸蒸日上的奧里克反倒是「投資減縮」：人們走了，也帶走他們的積蓄，而不是開始從事旅遊相關的生意。
本文摘自琳希．布爾岡（Lyndsie Bourgon）著作《盜木賊：直擊森林犯罪現場，揭露底層居民的困境與社會問題》，繁體中文版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何修瑜翻譯。欲購買的小隊員歡迎透過以下連結前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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