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9日，法國馬贊大規模性侵案在歷經四年調查、三個多月的審判後判決出爐，主要被告多米尼克（Dominique Pelicot）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其他參與性侵的50名男子則分別被判處3年至15年不等的刑期，意即——加害者全數有罪。
然而這還不是所有人，因為在多米尼克硬碟中那個名為「虐待」（abus）的資料夾裡共有數以千計的照片與影片檔，其中侵犯其當時妻子吉賽兒的80個陌生人，仍有20餘人無法確認身份。
至於那50名男子，年齡分佈最小27歲、最大74歲，高矮胖瘦、各種職業都有，由於無法被歸納出任何特徵與共通點，法國媒體將他們統稱為「普通人先生」（Monsieur Tout-le-monde）。
畫面一：與我無關的一則社會新聞事件
這不只為法國，也為全世界投下一顆震撼彈：再一次地，我們驚覺我們與惡的距離從來都不遙遠。
請想像這幅畫面：那些未被辨識出的加害人仍默默看著電視、滑著手機追蹤著這起事件，同時也正在和家人吃飯、遛狗、為自己庭院中的植物施肥澆水。
不過要是主犯多米尼克沒落網，沒有10年來如此謹慎細心地建立後來作為關鍵證據的龐大資料夾，上面的畫面就是每一天的景象，就是日常，只是他們瀏覽著的會是其他事件，並且覺得自己與此毫無關係。
是的，這正是馬贊案法庭上絕大部分犯人的說詞，他們不認為自己有罪；甚至一開始這數十名男子被傳喚至法院時，他們只覺得真倒楣遇上了什麼麻煩事，還有辦法互相輕鬆地寒暄。直到鐵證如山，他們才開始發覺事情大條了。
這裡我想喚起的，不是那種「加害者果然很可惡」的直接反應，而是想邀請大家一起思考：究竟為什麼意識到自己錯了是這麼困難的事？為什麼加害者絲毫不感到羞愧？——「因為性侵犯都是邪惡的壞人，而我就是個普通的好人，甚至還常常是被欺凌被錯待的一方，我和他們之間怎麼可能有任何關連呢？」
假如不破除上述這種迷思，不僅加害者在自己與犯罪者的形象之間置放了一層保護網，受害者的重要他人也可能錯失警訊，所有的壓力只能落到受害者頭上，也會無限地增強受害者向外發聲的阻礙，讓受害者無法及時尋求協助，造成憾事。
「因為對方是好人，一個好人對我做了壞事肯定是我哪裡做錯了，我是不好的，我壞掉了，所以『沒有人會相信我』。」
受害者的羞恥感讓犯罪事實一再被掩蓋，也為加害者爭取了時間空間得以反覆自我合理化其犯行，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是人類的天性——然而是時候了，是時候該體認到：每個人都有可能犯錯，錯了就是錯了，不管此人平時有多麼照顧家人、植物——還有他的狗。
身而為人本來就有各種面向，彼此之間並不相違，不能相互消抵也不該作為反證。馬贊案的例子已經嚴正地為我們揭示了這一點。尤其上述曖昧地帶在馬贊案並不存在，因為所有犯罪證據都透過影像完整無缺地記錄了下來，殘缺的唯有受害者的記憶。
加害者的日常直到四年前，多米尼克被捕之後才逐步天翻地覆；而他當時的妻子吉賽兒，則是從那時起才終於明白，為何這十年退休生活的日常總伴隨莫名的疲憊、嗜睡以及短暫失憶。2020年9月多米尼克因偷拍超市女性顧客裙底而被警方逮捕，隨後警方查扣其手機與電腦，果然發現大量偷拍影像與色情網站的對話紀錄。
一個多月後，多米尼克與吉賽兒一起在吃完早餐之後前往警局，一名警察請吉賽兒隨他進入另一間房間，「我將會讓你看一些你不會喜歡的東西。」當吉賽兒認出影像裡的人是自己，然而她對影像中所發生的事情卻毫無記憶時，50年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崩塌了，檔案中甚至還包括他們的女兒躺在床上疑似被下藥的照片。
畫面二：從個人電腦私藏到法庭公開播放的性影像
「丈夫給妻子下藥十年，找來八十個陌生人強姦她數百次」的故事，不是聳動的色情網站標題，而是發生在2011至2020年間的法國，立刻引起轟動。
不過更震撼人心的是吉賽兒的決定，她放棄性暴力案件中，為保護受害者隱私的不公開審理權利，她具名、露面，她必須和整個法庭上的人——包括前夫以及其他加害者——一起觀看自己在失去意識的情況下被性侵害的大量影像。
審理過程中，部分被告律師曾提出，公開播放這些影像是噁心的、沒有必要的；審判長也一度由於影像內容太過令人震驚，可能引起不適而決定閉門播放，請採訪媒體與旁聽民眾暫時離開，等播完再回座。
不過此舉遭到吉賽兒律師團與媒體的強烈批評——當受害者本人都願意公開審判了，那麼讓證據再度回到不公開的隱密狀態，究竟保護了誰？
這一路上，吉賽兒無疑承受最巨大的創傷。71歲的她曾表達，不確定自己能否在有生之年得以療癒，但希望自身遭遇不僅僅是一起社會新聞，而是成為能夠改變社會的公共事件。在她的決定背後，支撐她的是一個清晰有力的主張：「讓羞恥感轉移陣營」（Pour que la honte change de camp）。
且讓我們想像第二幅畫面，這次是一幅三聯畫：同樣的性侵害影像，一、靜靜地被儲存在加害者電腦的資料夾裡；二、在色情論壇上被流傳點閱；三、在法庭上被當眾檢視，其中包含那個被侵犯的人。
多米尼克說他深愛著妻子，從來不願傷害她，所以不管他做出什麼傷害吉賽兒的事情，難道只要她不知道就沒事了嗎？
為什麼一模一樣的影像在法庭上播映，會令每一個加害者忍不住低下頭或別開目光，換作私藏或私下流傳時，羞恥的就該是受害者？因為赤身露體？因為「性」的窺視？當人們看到小孩或寵物受虐的影像時會感到憤怒，絕不會認為孩子或動物應該要覺得羞恥，那麼不經同意被拍攝性影像、被性虐待的肉身，何恥之有？羞恥的該是那些施虐者——請從三聯畫的前兩幅永遠離開，移駕到最後一幅前，好好去看畫面中自己這副軀體究竟做了什麼。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為即將到來的21世紀寫下《倫理21》一書，如今看來非但不過時，世態倒更加嚴峻了。請讓我引述書中的這段話：
「那麼，我們要如何負起責任？一般說到負責任的方式，不外乎道歉、服刑、自殺等等，但我認為不應該只是這樣。……當然，這也是負責任的一種方式，但是還有另一種負責的方式：我們更希望他能夠鉅細靡遺地觀察這之間所有的過程，徹底地檢證、認識，為什麼事情會發展成如此的結果。」
畫面三：記者會上，成為焦點的那兩顆沒扣的扣子
鏡頭轉向時間同樣是2024年12月19日的台灣，這一晚在光點華山電影館外，紀錄片《黑箱日記》導演伊藤詩織正在進行映前簽名會。
和吉賽兒一樣，伊藤詩織也在2015年自身的性侵事件發生後選擇了具名、露面，而今竟已將近十年了。她是日本第一個公開具名控訴權勢性侵的女性，在加害者山口敬之的記者會上甚至以記者身份出席。在這十年當中她提起訴訟、寫書、拍紀錄片，不斷為相關議題奔走，積極地設法讓公眾理解性侵害事件在警調、法律與媒體輿論等各種層面的漏洞與不公義。
2021年，我曾在國家兩廳院帶領過一年的#MeToo讀書會，第一本選讀的書是當時我駐館創作的研究起點：已故小說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第二本就是伊藤詩織的《黑箱》。
閱讀過程中亦有我個人關於羞恥感的旅程。還記得當時我焦急於想要知道事件細節，然而第一章〈直到那一天〉幾乎都在描述她的童年、她的家庭背景、她的求學歷程、她的抱負等等。我必須坦承，那時的我不明白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篇幅交代這些？為什麼要再三強調自己從小就是個開朗獨立的女孩？同時我也對全書冷靜自制的筆調感到「無法滿足」。
於是在讀書會前夕，我又重新再讀第二遍，這一次竟擁有截然不同的收穫，並且為不久前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恥。因為我終於看見了那個想當記者的女孩，在事件一次次的衝擊中，花了多大的力氣回到記者的身份讓自己站穩，她訪問、研究、記錄、整理，她必須「回到她自己」，這是讓自己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直到2024年12月，我看完紀錄片《黑箱日記》，伊藤詩織無論在鏡頭前後都一樣充滿魅力、富有幽默感、光彩奪目，此時的我已不再感到疑惑，反倒是同行友人在散場後不安地提出了他的擔憂：電影剪進這麼多可說是「正面」的形象，看到她仍然可以開懷大笑、在朋友面前開玩笑、會打扮的模樣，會不會對她不利？與此同時，友人也對產生這樣想法的自己感到羞愧：是啊，為什麼受害者不能活得漂漂亮亮？
再一次，我們和難以言說的羞恥感相遇，而這次羞恥感以「保護受害者」的面貌變形現身，之於受害者的一舉一動，它是百變的、纏繞的、揮之不去的幽靈。
這讓我想起那場伊藤詩織最終決定公開露面的記者會，她萬萬沒有想到，在排山倒海的壓力前，率先成為焦點的，竟是她襯衫上頭兩顆沒扣的扣子——她只是想以平時的自己如常行動而已。伊藤詩織的美貌也為她帶來種種罵名，最不可思議的莫過於「枕營業」：靠陪睡來換取工作機會的女人。
在受害以前，原先就是美麗的、有力量的人，憑什麼受害之後，原本就該屬於他們的東西也要被一併奪走？前面論及加害者時曾經提到，身而為人本來就有各種面向，受害者當然也是。成為受害者前是怎麼樣的人，成為受害者後即使身體和靈魂受傷了，自然也還具備各種面向，可以和家人吃飯、澆花、遛狗。
畫面三有個番外篇，2021至2022年，我獲邀擔任兩廳院駐館藝術家，當時舉辦過一場形式特殊的宣告記者會：在正式記者會前，每位駐館藝術家和記者一同坐上一台計程車，在繞行兩廳院一圈的車程中說明自己的創作計畫。
當時我把自己全身包得緊緊，帽子、墨鏡、口罩，外套把拉鍊拉到最高，我在車上扮演一位正搭車前往記者會的受害者，然後我請記者們幫我一起把裝扮脫下，回到「藝術家」的身份。
還記得那時的我對於光鮮亮麗的記者會本能地抗拒，或許因為自身選擇了這個議題的緣故，我總認為自己不該大張旗鼓——我想知道，同樣是記者會，何以藝術家是光彩的？受害者就是不光彩的？假如在我身上同時具有兩種身份呢？數年過去，我已不再停留在提問階段，我想直接肯認這是種黑暗的榮耀。
畫面四：髒掉的畫面
關於第四個畫面只是一種幻覺，因為早在實際的畫面構成前，文字的陷阱已經先為我們構築了虛幻不實的假象：關於一個人的身體如何能夠「髒掉」。
在房思琪被補教名師李國華侵犯後，已經開始出現解離症狀的她，試探性地對媽媽說：「我們的家教好像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性教育。」媽媽詫異地看著思琪說：「什麼性教育？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謂教育不就是這樣嗎？」思琪微小的求生之火就在那一刻熄滅了。媽媽的詭辯，讓思琪覺得自己更加髒了。
小說的另一位受害者餅乾，遇害後一回到家，她馬上首度獻身男友，男友驚喜之餘察覺事有蹊蹺，得知事情經過以後他說：「所以妳剛剛才給我！髒死了，幹。」男友很快地決定分手——我幹嘛跟髒掉的餅乾在一起？
小說是虛構，但不代表不貼近真實。近日由於受害者母親發文，才攤在大眾眼前的麥當勞性侵案，母親寫道女兒在事情發生後「心痛地跟當時深愛的男友分手，就因為覺得自己配不上了！」在一條年輕生命殞落以後，對於非經同意的性侵害與性影像拍攝傳播事件，能不能別再用「玷污」這種字眼——髒的究竟是誰？許多隱藏在舊觀念裡的頑強遺毒，需要被一一辨識、排毒，如果羞恥能早早轉換陣營，有太多的遺憾可以不必發生。
是的，羞恥必須轉向，但如何轉向？這裡有幾個具體的做法提供給大家：如果你純粹關注且認同，可以分享相關文章，讓更多人知道「羞恥必須轉向」（Shame must change sides!）這份迫切呼籲。
如果你身邊有很好的朋友，在這一波運動中以受害者身份現身，你們曾經開啟過對話嗎？或許可以找機會表達你的支持，不讓朋友再陷入羞恥的隱密感中。若你身邊有親友是加害者，也請不要落入慌亂的防衛機制傷己傷人，誰都應該為自己的錯誤負起責任，如此而已。
至於受害者，伊藤詩織、吉賽兒還有許許多多充滿勇氣的美麗人們，他們自身的美麗與堅定已足以令羞恥轉向。我在不同的報導資料上讀到，吉賽兒在事件爆發後原本回復了娘家的姓氏，要多米尼克徹底走出她的生命，但是後來她竟又做出了維持夫姓的決定，因為她想為家族中所有背負「佩利科特」（Pelicot）姓氏的兒孫著想，讓這個姓氏轉而代表勇氣與解放——讓該承擔羞恥的人去承擔，讓羞恥終結在這一代。
同時，我也想對許多仍辛苦面對司法、創傷或羞恥感的倖存者說：吉賽兒的案例實在太過特殊，少有性侵案件能夠如此罪證確鑿；而伊藤詩織的個人特質與記者身份，帶領她這十年間不斷往前邁開步伐，也實屬難得。尤其我也觀察到，吉賽兒和伊藤詩織身邊都有能給予穩定支持力量的親人或摯友，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然而以上種種，並非每位受害者都擁有這樣的內部或外部條件。
面對這樣的現實，我不會以「殘忍」或「殘酷」來形容，而是期盼能溫柔提醒「回到自身」的重要性。由於每個人、每個案件的條件不同，司法絕不是唯一的路，不是只有司法能帶來正義。
此外，有些人的事件恰巧具足被關注的能量，不代表你的傷痛就不值得被重視。不要在傷痛中逐漸變酸、變得苦澀，在《黑箱日記》有一幕是伊藤詩織走出法院的畫面，一名女子對她咆哮：「你以為你是明星啊？！」我感到一陣酸楚，別讓這個畫面發酵，別讓羞恥感逼得被壓迫者們弱弱相殘。
不只整個社會應該破除「完美受害者」的迷思，受害者更不需要被這樣的迷思綑綁。復原之路如何復原，唯有回到自身的步調，在任何被貼上的標籤下仍是一個完整的人；不將自己的權柄交付任何人，司法的結果、他人的言論、其他看似「相對成功」的案例都不能代言自己的感受。
最近，有位藝術家發起了一場山林間的修復儀式，參與者將有她的加害者以及所有在事件中受到傷害的相關人士。在此為每個選擇最適合自身道路的受傷心靈致上深深祝福。
最後，我想繼續「觀想」伊藤詩織與日本的家人，終能一起看電影的畫面。在這個畫面中，有陪伴、交談，幾度落下眼淚，也有破涕為笑的時刻，在這樣真誠的敞開中，所有的羞恥終將煙消雲散。
作者／黃郁晴
劇場導演、演員、劇本翻譯與戲劇教育工作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劇場藝術研究所畢業。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副教授，曾任兩廳院2021至2022年駐館藝術家，編導作品《藝術之子》於2023年台灣國際藝術節首演，劇本即將於2025年2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