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名命案揭露了一個邪教
1969年，懷有 8個多月身孕的好萊塢女星莎朗蒂(Sharon Tate)被發現與另外 4名友人在家中被殘忍地刺殺而死，幾天後又有 4人以類似手法被殺害。
數周後，警方才注意到曼森(Charles Manson)與他的追隨者和這起命案的關連，也揭露了在 1960年代，美國嬉皮文化正盛的時候，曼森如何利用反主流文化的元素塑造自身魅力，以披頭四(Beatle)的曲子《Helter Skelter》(直譯為手忙腳亂、慌張的)為靈感，吸引了無數人追隨著他，甚至願意在他的指使下殺害他人。
從小環境造就侵略性格
曼森小時候的生活並不平順，時常在感化院來來去去，根據一名心理學家的描述，曼森「具有喜怒無常和迫害傾向」，有一部分也因為糟糕的家庭生活——如果那能被稱為家庭生活的話——而有著「具侵略性的反社會人格」。
改變曼森人生的一首歌
曼森一直想靠搖滾樂出道卻屢屢碰壁，而當披頭四的曲子《Helter Skelter》出現後，可說對曼森的人生產生重大的影響。
把一首情歌看成聖戰預告
《Helter Skelter》是一首收錄在披頭四專輯《白色專輯》(The Beatles (The White Album)的曲子，雖然這首歌以遊樂設施來暗喻戀愛的起起伏伏，但是曼森卻將這首歌解讀成一場種族戰爭。
曼森宣稱黑人起義對抗壓迫者(白人)的衝突近在眼前，所以他帶著他的信徒到加州沙漠，將當地的廢棄農場改建成公社，宣稱他們是唯一一群能夠生還的白人。
在「家族」裡凝聚出個人魅力
曼森稱追隨者為「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的成員，其中大部分的成員都是來自中產家庭的女性、或是家庭破碎的青少年，他們會在這個群體內縱情於酒精或迷幻藥(LSD)中。而曼森透過自己的棕色頭髮和大鬍子外貌，也成功在「家族」中塑造出自己是耶穌轉世的形象。
用嬉皮文化包裝的謀殺工具
「他巧妙地掌握並操弄嬉皮文化的元素，」來自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研究美國文學與文化的教授坎恩(Daniel Kane)解釋道：「畢竟嬉皮視他們不與政治、社會主流價值觀為舞，也傾向創造一個標榜著性、毒品、搖滾樂的獨立烏托邦。」
「曼森把這些元素都收攏進來了——迷幻藥、音樂、自由戀愛、公社的生活方式——最後再把它們包裝成大屠殺的工具。這很詭異、很邪惡，卻也非常、非常誘人。」
溫水煮青蛙 讓追隨者願意這麼做
事實上，當 1969年發生 9起兇殺案時，曼森完全沒有出現在犯罪現場，全部都是他指使自己的追隨者所為。外界相信這是曼森從餵食迷幻劑，逐步誘導這些人走向性和道德偏差的結果。
用謀殺尋找歸屬感
此外，缺乏歸屬感也讓曼森有了著眼點，承認犯下謀殺罪的克蘭薇克(Patricia Krenwinkel)在談起自己的犯行時，便說：「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安全感......第一次覺得有人可以照顧我。」
申請12次假釋都沒過
1971年，曼森以共謀殺人罪被判處死刑，不過加州在判決下來前就已經廢除死刑，因此曼森被改判 9個無期徒刑，在他被關押的 40多年來，他曾經申請 12次假釋遭拒。
他在媒體產業揮之不去
其實整個過程中，曼森的個人魅力都沒有銳減，像在受審期間，有些曼森的支持者會模仿曼森剃掉頭髮、在頭上刻上一樣的十字標記(後來曼森把這個標記改刺為納粹 卐 字)。即使到現在，曼森家族謀殺事件仍在美國社會揮之不去，光是與他有關的書就超過了 30本，也有許多以曼森為主題的音樂、電影、紀錄片。
為什麼是查爾斯·曼森？
一如負責曼森審判的副檢察官巴格魯希(Vincent Bugliosi)指出，美國社會並不缺少邪惡、包裝過的公社，也不缺乏比曼森案更嚴重的謀殺案，「但是我們為什麼還是在談論查爾斯·曼森？」
難以忽視的個人魅力
「他有著一種極少數人擁有的特質——套句 60年代的話，一種『共鳴感』(Vibes)。這意味著不論他走到哪裡，人們都會受到他牽引，」英國伯明翰城市大學犯罪學教授威爾森(David Wilson)解釋道：「精神變態者『非常迷人也極具說服力』，他們能夠藉此取得你全部的注意、掌控你、讓你迷戀他們。」
標示嬉皮文化的結束
如同前面提到， 1960年代是嬉皮的年代，當這個強調「愛與和平」的文化出現如此殘暴的謀殺案時，也成為導致嬉皮年代走向終結的指標，威爾森教授補充，曼森的言行也完美地反映了毒品文化中有所缺失的那一面。
結合腥羶色元素於一身
另一方面，《大西洋月刊》則指出，曼森家族謀殺事件集結了名人、墮落的天真人士、性愛、毒品、暴力、以及恐懼等因子，而這些集結而成的元素造就了曼森這個「歷史怪物」，也讓多媒體文化完全無法放下他。費爾頓(David Felton)和丹爾頓(David Dalton)在 1970年6月的雜誌上就說：「很明顯地，曼森以反派的形象、獸性和邪惡的象徵存在於我們這個時代。」
有可能下一個就是你
如同曼森在法庭上的自白：「我只是面鏡子，你從我身上看見的特質其實就是你自己。」著有《在六〇年代尋找上帝》一書的社會科學家威廉斯(David R. William)便認為，也許美國社會對曼森這麼難以忘懷，是因為作為處在集體主義文化(Collective Cultures)的我們，如果不小心「越過界線」，就有可能成為另一個曼森或是曼森的追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