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屠殺案四週年
7月22日這天是挪威「奧斯陸屠殺案」四週年的日子，殺害 77人的嫌犯布列維克至今仍宣稱他是根據新納粹主義的精神行動(註1)，他的屠殺行為是「為了挪威的人民」所做，推廣反種族主義的尚恩(Shane O’Curry)在《愛爾蘭檢視報》提到，布列維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s，註2)顯示出他過度偏離的認知，他認為移民、多元文化、伊斯蘭信仰和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威脅國家安全，學者之後也發現，布列維克的思考邏輯比新納粹還極端。
註1：2011年 7月22日，挪威發生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屠殺案，當時布列維克先在首都奧斯陸引爆炸彈，隨即又在 40公里之外的烏托亞島(Utoeya)上，槍殺正在參加工黨青年夏令營(Labour Party's summer youth camp)的年輕人，他的行徑在當年共造成 77人死亡、 151人輕重傷。
註2：《維基百科》介紹，按照犯罪學和目前已經存在的法律定義，仇恨罪行指的是由針對某一特定社會群組成員有歧視性的犯罪行為(例如凌辱、攻擊甚至是謀殺)，這些社會群組包括種族、宗教、性傾向、身心障礙、族群、國籍、年齡、性別、性別認同及政黨等。
文中或呼籲要立法，是因為仇恨罪行的適用性需要考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動機，更在一定的程度上涉及到將仇恨言論也定義為犯罪，因此無可避免地會面臨到「對思想的懲罰只會沒完沒了」和侵犯言論自由的爭議。
全歐掀起的排外仇恨潮
事實上，因為政治風向與社會經濟變化而衍生出的傷人案在歐洲層出不窮，例如極端保守派的政黨贏得大選開始排外、居民因為工作機會不足憎惡他國移民等等消息在 2015年常成為媒體頭條，這股「排斥」的風向引發許多團體緊張，於是歐洲各地的民間團體決定合作，把 22號訂為「歐洲仇恨罪罹難者日」(European Day for the Victims of Hate Crime)，藉此喚醒大眾對「排外/排斥」等意識型態的重視，另方面，也希望呼籲政府能立法針對排外意識形態的行為有明確的法律規範。
不管歧視言論 社會共擔後果
反種族主義的記者尚恩以尚未立法的愛爾蘭為例，他表示缺乏明確針對「仇恨罪行」的法規，導致從兇嫌到社會大眾，都認為這類排斥他者的意識形態沒有問題，或是缺乏能團結在一起的法源依據。
尚恩想問的是：「如果一個社會認為用『次一等』方式對待移民、外來者或是政治庇護難民是『正常』的話，那麼那些迫害他人的兇手的行徑，不就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監獄關人漸漸失效
《經濟學人》近日一篇針對歐巴馬給犯人減刑的評論，就討論到這件事情，當中提到美國長年來苦於人犯數爆增監獄快不夠用的問題，而 201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一份調查就指出，讓罪犯考慮要不要犯案的是被抓到的機率，不是長期監禁，因為長期監禁帶來的「預防效果」只是在於監獄讓罪犯在被關期間失去了犯罪行為能力。
另一份由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所做的調查更指出，大量關人並沒有帶來同等的預防效果，他們發現監獄關人的頻率越高，人犯因為被關失去犯罪能力的效果反而越低。
設置警察 司法提供更多選項
這不是說，我們打擊犯罪的措施已經失效，該思考的是，我們要怎麼在犯人作案或是萌生犯意前，透過各種層面來影響他轉念，藉此才能達到真正的預防。
在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司法部門任職多年的弗萊德曼(Richard W. Friedman)談到，當地一年來因為種族議題爆出的警民血腥衝突和事件(註3)，反思預防犯罪的做法，他先從政策面談到增設街上員警確實有嚇阻效果，但他也表示法院審理時要給予檢察官和被告律師更多時間和選擇，而非只有判刑跟監禁。
註3：巴爾的摩因為白人警察對黑人執法過當，甚至造成死亡等事件，在 2015年初就不斷傳出暴力衝突的消息。
社會各界都該盡一份力
另方面，弗萊德曼更認為社會各界也是預防犯罪的一員，教育、心理、菸酒毒癮戒除、健康、社會服務、心理輔導和就業輔導等等層面都與預防犯罪相關，而因為貧窮、失業和教育制度不全導致的犯罪，更是社會大眾都該一起攜手防範的。
記者艾倫(Alan Temple)在eHow回答「怎麼預防殺人」時，也提到預防殺人的「前置作業」，例如社會應提供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經濟基礎與就職訓練，讓他們不會被幫派吸引；同時，打擊與犯罪相關事物例如幫派、毒品和槍枝，另外，也要輔導有暴力傾向者解決他們遇上的問題，像是失學、失業、毒癮，因為這些問題都可能進一步導致他們往殺人的選項去選。
溝通和聯繫 拉回失序者
看到這裡，不少人會認為：「政策交給政府，專業領域有專人服務，一般人能做什麼？」答案是：「保持連結和溝通。」
透過漸進式的溝通和關懷，將偏離社會道路的人慢慢拉回正軌，這可以進一步預防未來更深刻的社會問題，也減少了未來社會成本的支出。
以台灣近期的情況為例，部分嫌犯談到在學校或是工作上受挫引發犯案動機，他們的例子不只顯示了個人邏輯偏頗、所屬家庭功能失靈、網路影響他們對世界的認知等現象，也反映出社會對這類「退縮者」(social withdrawal，表示畏懼社交活動退縮回狹小空間者)的認識還不夠深刻，導致沒有人在最早時間發現問題，也缺乏組織提供管道援助。事實上，日本在今年 3月時就發生過長期失業男殺人的案例，當時媒體就以「繭居族」(hikikomor)描述長年失業在家的嫌犯。
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榮譽教授法蘭西斯(Allen Frances)，談到正在全球蔓延開來的「繭居族」時，就引述瑞典大學教授拉克斯(Ia Sundberg Lax)的說法，表示繭居族長年足不出戶，不只是對個人健康有害、造成失業、形成家庭重擔，更進一步耗費大量社會福利資源。
與社會同步 用真實取代虛擬
從家庭、學校到旁人，我們都有機會在初期協助社會退縮者，並預防未來可能的危機，例如，瑞典大學教授拉克斯表示透過狀況評估、治療和維持等三階段能幫助年輕人們回到正軌，其中，保持退縮者「與社會同步」是「治療」期間的重點，像是讓他們正常作息，在白天上網用電腦、保持身邊有人，讓他們與「真實世界」相容，就算是被拒絕也別氣餒，盡量發揮創意用退縮者習慣溝通方式例如信件、訊息或是坐在房門外講話等等，讓受挫者感受到有人在身邊。
法蘭西斯談到：「預防永遠比治療花上的成本便宜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