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的解答是，由於我們目前所見的所有考古發掘與文獻資料，都與皇室或是與皇室有所連結的重要成員相關，或是神廟、陵墓這種具有顯著宗教目的與意義的所在，所以象形文字的大量出現，其實再正常不過。
而這個疑惑的另一個解答面向，則在於媒介材質的差異。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上述的建築物們，都是以非常堅硬的花崗石或是角閃石類的石材鐫刻而成的，最軟的石材也是石灰岩，所以就算經過了數千年的風化摧殘，上頭的蹤跡到了現在依舊清晰深刻。然而，等級比較沒有那麼高的人呢？比如說當時的低階貴族、富人階級，乃至於中產階級呢？
通常會用紙。
古埃及的文明與文化發達，其實與紙的發明與使用密切相關。相信大家大概都曾有所耳聞，紙莎草這樣一種到現在都還茂盛於尼羅河岸的原生植物。在採摘之後去掉上端的花葉和底部的根系，留下中段的莖，將莖的纖維碾平撕開之後排列在一起，利用紙莎草纖維本身隨著碎裂而分泌出來的黏液黏合之後曝曬，就成為一張莎草紙。
相對於規模龐大的陵墓、神廟或方尖碑，紙張的使用更為輕巧方便，當然價格也低廉得多，但莎草紙最大的缺點在一碰到液體便會溶解，所以就像我們在《達文西密碼》裡頭看到的，藏密筒中指引聖杯的線索，便是寫在莎草紙上，外面又用一圈醋作為防護手段，以防有人想用暴力撬開藏密筒，使得秘密永遠消融在醋裡頭。其實不需要醋這麼強烈的液體，單純的水就行了。
如此說來，就知道為何得以撐過漫長光陰的總是帝王家的物事，畢竟等級不夠的人們，所被允許使用以及能夠張羅到的物質，總是偏向於簡便輕薄，但不耐用。至於中下階層的普通百姓，甚至不會留下隻字片語或任何痕跡，不過這樣的狀況倒也不只在古埃及，所有地方的文明與文化都是如此。
我想這邊或許會有人覺得疑惑，奇怪，用不了石頭無所謂，為何一下子要跳過中間這麼多材質跑去用紙，用木頭刻不好嗎？既輕便，也不會太貴。
我自己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疑惑，但就在翻查古埃及貿易紀錄和皇室供品的紀錄文獻之後，就完全明白了，原因在於環境。古埃及的氣候條件，基本上長不出什麼能夠拿來當木材用的樹(至少身為業餘木匠的我如此認為)。這也就導致了盛產各式礦藏的古埃及，境內所有的木材，幾乎都是進口的，若依照當時的物價來看，等重的黃金甚至換不到等重的松木，所以木材是極其珍稀的一項資源。是以就算富有尊貴如法老，都不一定能用上木頭，就像舉世知名的第十八王朝可悲少年圖坦卡門(Tutankhamun)，屍身的最外圍，是一具巨大厚重的石槨，最裏頭則是那具奢華富麗的黃金內棺，只在中間一層用的是相形之下樸素輕薄的木棺。
赫然發覺，好像不斷地在岔出原本論述的主線，不過算了，似乎本來就沒有辦法區隔得非常徹底，姑且容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接下來，文字的發展、演變隨著朝代遞嬗，在中王國初期到中期，從原先的「聖書體」，漸漸又發展出所謂的僧侶體(Hieratic，又稱作神官體，來自希臘文ἱερατικά，「神官的」之意)。正如先前說到的，文字的使用乃至於文字符號本身，在古埃及(其實在所有地方也都是這樣)是件極度神聖的事，是神與法老意志的展現，與權力結構緊密扣連。那麼為何會出現這樣一種以僧侶或是神官命名的文字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政局的動盪，以及權力的相互爭奪、傾軋。在古王國與中王國之間，古埃及文明經歷了「第一中間期」，那是一段相對動盪與分裂的時代，雖然時間不長，但由於不同勢力的割據，使埃及全境陷入了頻繁的戰亂。其中最主要的權力矛盾與爭奪，便在於以法老為首的中央皇室，以及統御各地神廟的僧侶(神官，其實一樣的概念，只是我習慣用僧侶稱呼)組織。
到了這兒，大概又會出現疑問，因為與我們長期以來的基礎認知不盡相同。法老不是神之子嗎？基本上不就是神在人間的化身嗎？為什麼以服侍眾神為天職的僧侶，會有膽子冒出來要與神之子爭權奪利呢？
原因在於，中王國中期之後，甚至要到了接近新王國時期，埃及全境才開始因為人口的流動、領土的重新劃定以及政權的穩固，而出現統一的、明確的宗教系譜。也就是說，在這之前，所有的神明無論大小強弱或新或舊，都只是地方神，照這樣的脈絡看來，法老本身所代表的神，以及法老本身所具有的權威，在當地不一定會比僧侶組織來得令人信服。甚至在第一中間期裡，因為所信仰、侍奉的神明不同，僧侶將法老放逐甚至是幹掉，這樣的事情也所在多有。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法老與僧侶組織之間的長期角力，從而催生了以僧侶為使用主體的文字系統。另外，或許會有人問，既然要侍奉神明、既然要與法老爭權，這些僧侶為何不直接使用聖書體進行書寫呢？如此一來不是更能代表僧侶自身地位的正統嗎？
因為麻煩。
上篇文章中大家也看到了，聖體文本身就是圖畫，不用說刻，寫起來都麻煩得要死，就連法老本人要書寫時，通常也不是自己動手，而是由身旁的書記官負責記錄。
書記官是除了法老之外，當時唯一有資格學習書寫與閱讀之人，需要經過考試，而且通常必須是與法老血緣相近的貴族(書記官的故事，有機會再和大家細說)。
僧侶組織基本上當然也想使用聖體文，但對於訊息傳播與權力鞏固來說，聖體文並不是一種合格的文字媒介(大家不妨細想一下馬丁・路德與羅馬教廷之間拉丁文與日耳曼方言的糾葛，應該就不難理解了)，加上普及率趨近於零，是以僧侶組織才以聖體文的筆畫為底本，逐漸發展出筆畫較為簡單，寫起來更加流暢、連貫的僧侶體，正如下方以僧侶體在莎草紙上寫成的古埃及醫典。而由僧侶體的出現，大家便可以發覺，古埃及的書寫系統，開始由具體的圖像逐漸走向我們今日所熟悉的抽象文字符號。
最後，則是在中王國晚期逐漸發展出來、在新王國時期逐漸興盛的通俗體(Dometic，又稱世俗體，來自希臘文δημοτικός，「人民的」之意)。古埃及文明在經歷「第二中間期」之後來到新王國時期。
這個時期，說得上是古埃及文明的黃金時代，整個埃及的國力尤其在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前後達到鼎盛。國力的強盛以及社會的安定繁榮，促使了整個社會的進步，於是正如同我們所熟悉的所有歷史進程，當社會達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中產階級便會興起，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知識與文化水準向上提升(一個十四世紀文藝復興的概念)，正因如此，使得閱讀、書寫，乃至於繪畫、雕塑等原先專屬於皇室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逐漸地傳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說拉美西斯二世在為自己的皇后修建阿布辛貝神廟(Abu Simbei)的時候，便曾經大量徵調民間優秀的畫匠與雕工。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之下，為了因應更加快速與大量的訊息傳遞，以僧侶體為底本，加以簡化的通俗體便逐漸出現，並迅速成為當時社會主要的書寫形式，一如下圖，《羅塞塔石碑》的通俗體部分。
其實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通俗體在書寫上有更多的連筆，速度也更快，字母相較於僧侶體，基本上也完全脫離了象形的階段，第一眼看起來甚至有點像是阿拉伯文，的確如此，因為嚴格說起來，古埃及文字經歷上文所說的三個發展階段後，接下來便是被往來於地中海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s)帶往歐洲，從而成為了閃含語族(Hamito-Semitic system)文字書寫的基本樣式，也就是現今所有拼音文字系統的根源。
另外，相當有趣的一點，便是不妨比對上圖中的通俗體，與左下方那一小角古希臘文字，會發現在筆畫的流動與書寫的排列上，有一定程度的雷同，那是因為希臘文字也是由古埃及的文字發展而來，而那個石碑鐫刻當下的古希臘文，則在從埃及文字與書寫形式演化而來之後，再度回到埃及，與當時正盛行的通俗體文字相互影響與交融。
最後的最後，即便上文稍微述說了古埃及文字的演變，但必須特別注意的地方在於，這三種文字及書寫型態雖然是次第出現，並且有明顯的傳承與演變關係，但並不是相互取代的，也就是說，即便到了新王國時代晚期，乃至於進入托勒密時代，這三種文字依舊是同時並存在當時的古埃及社會中，只是流動與盛行的社會階級有所不同而已。
暫輟於此，雖然字數超出得有些澎湃，大概三千多字，但總算是把三種主要的文字系統稍稍理出一個脈絡，也才終於覺得不會愧對腦中的那片輝煌。
一路讀到這一句的各位，辛苦了，也實在非常感謝。畢竟所有的故事都必須要經由講者與聽者的共同維繫與建構，才得以繼續存在。
至於更多的故事，且容我在週末與各位相見的時候，再來仔細分說。
那麼，這一系列的書寫，也就暫時告一段落，感謝各位賞光，不嫌棄我如此之囉唆。接下來，除非被叫回來繼續寫或是再開什麼講座，不然大家應該是可以擺脫我了，還請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