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內的情書，都在抱怨天氣
1900年，莫內來到英國倫敦，他佇立在聖托馬斯醫院 (St Thomas's Hospital）的陽台，遙望英國國會大廈西敏宮（Palace of Westminster），為其繪製多幅素描。在這段期間，他寫信給妻子艾莉絲奧契德（Alice Hoschede），信中對當時的天氣也多有著墨：
工業革命雖然改善近代的生活，但大量焦炭燃料的使用及蒸氣動力的普及，釋放了大量的煙塵、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污染物質，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了倫敦和巴黎的生活，甚至是天空的顏色。
這樣的改變在英國特別明顯，19世紀初，煤炭大量投入機器生產，短短半個世紀，英國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佔全世界的一半，倫敦則佔英國排放量的10%。
1889年至1905年間，莫內旅居英國，因受到倫敦濃霧的獨特景觀吸引，繪製了將近一百多幅霧裡的國會大廈、滑鐵盧橋（Waterloo Bridge）和查令十字橋（Charing Cross Bridge）。倫敦多變的天氣，也帶給莫內許多創作靈感。莫內寫給妻子的信也曾多次提到（參考上圖），當「爐火」點燃後，原本萬里無雲的天空就會出現開始薄霧。
英國工業革命期間「煙霧瀰漫」的出現，是因為大量的煤炭汙染物排放，導致空氣中懸浮微粒（氣溶膠）過多，散射了大部分的光線，而產生了霾害。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最新研究便指出：倫敦糟糕的空氣污染，可能正是影響以莫內為首的印象派畫家，作品風格之所以充滿朦朧美的原因。
越朦朧的畫作，空氣越糟
該研究團隊分析了英國最多產的畫家威廉·特納（William Turner）從1796年到1850年的60幅畫，以及莫內1864年到 1901年的38幅畫，運用數學模型測量畫作中的對比，當對比度越低代表能見度越低、空氣品質越不佳；而畫作中「白色」越鮮明，代表霧霾的狀況越嚴重。
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業化造成的空氣汙染越嚴重，特納和莫內當時肉眼所見，盡是空氣污染嚴重的景色，而他們筆下的天空也變得更加朦朧，描繪出來的色調和輪廓不如以往來得銳利清晰。
回顧特納早期的作品，其筆觸相對銳利，例如1817年《Raby Castle, the Seat of the Earl of Darlington》可以明顯看到遠方的風景；但1844的《Rain, Steam and Speed – 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朦朧的天空占據整幅畫作，短短30年間，英國的二氧化硫排量已增加一倍多。
印象派，其實是空氣汙染的現實主義
該團隊還分析了能見度，即可清楚看到物體的距離。他們發現，在1830年之前，特納畫作平均能見度為25公里，但是在1830年之後下降到10公里；莫內筆下數幅《查令十字橋》中，估計可看到最遠物體的距離，僅僅只有1公里。
哈佛大學氣候科學家彼得·惠伯斯（Peter Huybers）表示：
「印象派常被拿來與現實主義做比較，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證明，莫內和特納的印象派作品其實也捕捉到了現實。甚至可以說，莫內和特納反而真實的畫出，光線是如何穿過煙霧和雲層。」
也許有人會提出疑問，特納和莫內可能只是剛好在那段時間轉換畫風。但此團隊也考察了其他19世紀畫家的幾幅畫作——詹姆斯·阿博特·麥克尼爾·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的六幅作品、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的七幅作品、卡米爾·皮薩羅（Camille Pissarro）的四幅和貝爾特·莫裡索（Berthe Morisot）。
分析報告中都得到了相同的結果——隨著空氣汙染的增加，畫作的能見度都降低了。
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大氣科學家歐布萊特（Anna Lea Albright）表示：「即使發生在不同時間點，但是當藝術家，身處在類似的環境條件下時，他們仍會以極為相似的風格繪畫，。」
理組不懂文組的朦朧？
但是，也有人對這個研究結論持反對意見，認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完全沒有考慮到畫家的個人因素。
青年時期的莫內，創作以明亮溫暖的色彩和光線，融入人物風景畫的題材。但隨著第一任妻子卡蜜兒罹患癌症病逝後，轉而專注於風景畫，色調不僅轉為灰暗，筆觸也少了輕盈柔媚的活力。
另一點則是，莫內晚年患上白內障，因視覺感官上的變化改變了他看到的世界。在完成在《國會大廈》和《查令十字橋》後不久，莫內第二任妻子愛麗絲及長子相繼逝世。在工作及情緒的心力交瘁下，1912年莫內被診斷出白內障，核性白內障會吸光和淡化色彩，眼中世界呈偏紅黃色，也影響了莫內畫作上顏色的使用。
最有力的證明莫過於，莫內早在1872 年就畫出了印象派的代表——《印象·日出》（Impression Sunrise）。將印象派的畫風歸因於「空氣汙染」，對於藝術愛好者而言，這或許是科學研究的狹隘。
我的畫與什麼有關，一點都不重要
描繪環境變化的畫作，其實並不少見。一些氣象學家認為，愛德華·孟克（Edvard Munch）最著名的畫作《吶喊》，畫面上紅色的背景，其實畫出了1883年印尼喀拉喀托火山（Krakatau）爆發的極地平流層雲；而梵谷（Vincent van Gogh）畫出《初升的月亮》（Moon-rise）的時間，極有可能是1889年7月13日晚上9點08分；特納1815年畫出一系列的《日落》背景之所以非常鮮紅，是因為當時坦博拉火山（Gunung Tambora）爆發後，空氣中產生的懸浮粒子進入平流層後，導致歐洲各地多年來的日落，都比以往來更加鮮紅。
19世紀，英國首位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曾如此評價特納：「如果我年輕時的天氣像現在這樣，或許我就寫不出像《現代繪畫》（Modern Painters）這樣的書。」
對於藝術家來說，倫敦的濃霧帶給他們創作上的靈感，過去也有許多評論指出，空氣汙染改變了藝術家看世界的方式。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主張，這項報告主要分析目的是「畫家是如何在畫布上捕捉，人為造成的環境變化」，並提出科學和藝術之間的關係也比多數人想像中來得緊密。藝術家從生活汲取靈感，雖然彼此的風格不同，但環境的改變，也影響藝術家們如何用藝術，呈現自己所處的世界。
1901年，莫內回到了法國，繼續用他在倫敦的記憶，甚至是照片創作倫敦系列。藝術品經銷商保羅·杜蘭-瑞爾（Durand-Ruel）曾批評莫內的做法，但莫內也只回以：「我的畫是否來自大自然，這與任何人無關，也不重要。結果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