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 有話港說

【有話港說】「從幼稚園就開始打分數」香港青年自殺率創新高,是誰讓他們走上不歸路

「我不是什麼重要的人,很快會被人遺忘。」

這句令人感到鼻酸的話,出自2023年卓亦謙執導的香港電影《年少日記》,本片透過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一本塵封的日記,揭開香港教育的現況——青少年自殺問題。

2006年開始,香港的教育制度改為3年國中、3年高中以及4年大學的三三四制,然而填鴨式的背誦教育,不只讓家長與學生們備受壓力,更埋沒了大量人文、藝術體育等範疇的人材。

2023年,香港八大公立大學的錄取率以39.6%創下新高;另一邊,香港學生的自殺率卻也年年攀升,甚至在短短三個月內,出現22件18歲以下企圖輕生個案。

在香港,因受不了升學家庭壓力,甚至是因整體的社會風氣而自殺的學生,已經不只是一部虛構的電影或是電影角色,而是香港青年們正在經歷、掙扎的煩惱。

文章插圖

開學了,壓力更大了

根據香港衛生署針對23萬小學生、9.7萬國中生進行調查,發現2023年從8月到12月的第一學期,3.7%的國中生、2.4%的小學生曾經考慮過自殺;1.6%的國中生、1.1%的小學生表示曾嘗試自殺。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則指出2023年初至11月中旬,香港共有306名學童輕生,其中37人死亡,其餘列企圖自殺。分析顯示,學童自殺成因依次為學校因素(37.3%)、家庭因素(28.8%)及精神健康因素(18.3%)。

針對香港學生自殺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教授陳秀雯認為,「新冠疫情後,恢復實體上課的環境可能讓學生壓力倍增。」

「尤其在後疫情時代,學校必須追趕過去的進度,香港教育對於學生考試的要求也不斷提升,可以想像這些疊加的學業壓力有多大。」

被課業壓垮的童年

2023年全港中小學陸續恢復實體上課,但許多學生似乎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疫情期間被取消的運動會、才藝課,讓學生只能專注於學業上,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更容易累積壓力。即使疫情解封,許多學生可能仍無法適應突然被拉近的「社交距離」,難以適應社交或課外活動等校園生活,這些都對他們造成很大的心理負擔。

另一方面,許多學校或家長為了彌補疫情落後的進度,安排大量的作業或是才藝活動,導致許多學生的童年,幾乎被課業給壓垮。

根據《信報財經月刊》採訪的一名國小老師Shirley表示,「每天放學後有課外活動訓練,到家後還要寫作業、溫習考試。」

「學生們的行程很忙,不是因為貪玩,而是做功課做到沒有時間睡覺。」

然而,香港學生的自殺問題,並非近幾年甚至是疫情之後才有的現象。自2015年後,香港19歲以下青年的自殺數年年超過20件,其中不乏有許多12、13歲等國中小學生,在人生還未揚帆遠行之時,先行按下了停止鍵。

文章插圖

擔心被嘲笑,難以向外求助

根據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個案訪問,當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44.7%的人選擇透過「遊戲娛樂」抒發;40.7%會「向朋友抒發」;但僅有10.7%的人會「尋求老師或社工協助」或是「尋求家人協助」。

而擔心「被傳開或被嘲笑」成了學生不願尋求他人幫助的主因,且相較於朋友、社工以及家人,擁有負面情緒的學生寧可選擇找網友訴苦,而非學校老師。

除了分數還是分數

雖然自殺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能歸因於任何單一因素,但「競爭的教育環境」與「對文憑與成績的追求」是許多媒體認為香港學生自殺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1997年香港回歸成立特區政府以來,即推出學生必須學習中文、英文書寫,粵語、英文和國語口說的「兩文三語」語言政策,因此許多幼稚園從學齡前,即會有系統地教授英語課程。

從幼稚園開始,分數成為評斷一個香港學生的方式。

升上國小、國中後,除了升學壓力之外,從小學三年級開始,還必須準備每三年一次,政府針對考核學生中、英、數三科水平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雖然教育局表示此測驗旨以評估、改善教學成效,卻也變相地成為學校與學生的壓力。

文章插圖

一試定生死

考上高中後,沒有任你玩三年的愜意,只有每日倒數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日期的壓力。對於香港高中生來說,DSE是通往大學的主要門檻,由於「一試定生死」,學生們準備考試的方法,脫離不了複習歷屆考題、背誦答題技巧等,只為了考試而學習的填鴨式教育。

2022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調查應屆DSE考生,64.7%的受訪者表示有「嚴重或中度情緒困擾」;面對多重的壓力,受訪考生的壓力來源有51%「來自家人的期望」、46.4%為「同儕間的比較」,而佔最大宗的則是92.3%的「來自考試成績」。

一名香港學生告訴《BBC》記者,晚上會莫名其妙的一直哭,質疑香港的教育體系:

「為什麼要從15、16歲開始,就必須透過考試決定自己的人生?」

親近的朋友都移民了

穿上校服、離開家裡,最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許多自殺的香港學生的最後一天,可能都是這樣度過的。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分析,除了因學業壓力、新冠肺炎等陰霾,有部分個案的自殺原因則與2019年的反送中社會運動有關,

「重大社會事件可能讓年輕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香港移民潮暴增也會導致學童們原本傾訴的對象因而離去。」

香港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香港現在所經歷的移民潮,首當其衝的肯定是對未來沒有希望的年輕人,

「難以想像今天還坐在隔壁的同學,明天可能就移民了,尤其是12、13歲最需要朋友的時期。那種沒有同輩『支援』的失落感是無法衡量的。」

文章插圖

治標不治本

2016年,因應香港學生的自殺率不斷升高,香港教育局成立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但在同年委員會呈交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所歸納的眾多原因中,卻未顯示香港學生自殺是「教育制度」的問題。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表示:

「就像地板都是水,每個人都忙著將地板弄乾,卻完全沒有想要關掉水龍頭。如果沒有處理好壓力的來源,不管怎麼補救或跟進都無法解決。」

不管是父母、老師,甚至是整個社會風氣,大家都將學業視為學生成功與否的唯一基準,因此只要學生失敗了,他們極有可能走向這條不歸路。

香港生命熱線的副主任錢文紅表示,在安排校園內的防治自殺方案時,「最大的困難其實是,即使學校老師們都想參與防治自殺的計畫,但他們也發現很難將這些課程,安排到學生的課表中。」

「此外,許多學校也沒有認真對待這些問題,他們只關心學生的課業表現。」

亞洲青年的煩惱

不只是香港,多數的亞洲國家從小就強調學業表現,家長與學校重視分數、教育體制以考試為中心,例如2022年新加坡自殺率創20年來新高,成為29歲以下年輕人的死亡主因。2014年至2017年間,印度平均每天有26名學生自殺。

自殺率高居OECD國家之冠的韓國,2011年調查顯示「學業成績」是韓國青年自殺主因,2019年平均每天有26.9名南韓年輕人自殺。同為壓抑島國的日本,青少年自殺往往會在開學前達到高峰,此現象甚至被命名為「9月1日問題」。2022年日本大學以下學童的自殺人數達到512人,創下自1980以來的新高。

DQ關心您: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生命線1995、張老師服務專線1980、衛福部安心專線1925。

文章插圖

我們為您在DQ飛行船預留了VIP位子,期待您登船贊助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