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香港的世風日下
自2014年的雨傘革命開始，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遍地開花，網路直播、自媒體逐漸成為民眾即時接收訊息的方式。當人人都有知情權，成為媒體的門檻也逐漸降低，任何人，只要打開手機就能將眼前所見，傳遞至香港乃至於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隨著各大報章及獨立自媒體紛紛遭到打壓，香港人也開始留存並備份新聞資料，將真實存在的事件續存於世界一角。
歷史不能被遺忘，而影像似乎也成為一種典藏時代的重要媒介。
入圍香港電影金像獎16項大獎、簡君晉執導的《白日之下》，成為香港創作者重新檢視「新聞記者」價值的電影。
故事改編自香港兩起真實事件，2015年劍橋護老院虐待院友事件以及2016年康橋之家院長性侵案，兩個事件皆在當時造成極大轟動，卻有著迥異的命運，前者獲報後已撤銷執照；後者卻因事主不宜出庭作供而撤控。
而《白日之下》此刻出現於香港的時機點，不再只是揭發公義如此簡單，而是深入檢討媒體的職業操守，如何權衡人的良心和嗜血的貪婪。此外，以夕陽產業的紙媒為切入角度，描述筆桿如何與攝影機抗爭，紙媒的力量又能發揮什麼作用，這也與簡君晉此前所拍攝講述科技創業小人物的影集《IT狗》，有著截然不同的面向。
香港記者的命，值幾多錢？
說到近年以新聞業為題材的香港影視作品，最為人熟知或許是2015年的劇集《導火新聞線》，該劇從新聞的集體出發，從無到有，甚至為了獨家、為了深入調查、為了返還公義，新聞工作者究竟願意付出多少性命交換？
而在2023年，同樣有劇集《新聞女王》造成熱議，從新聞主播台切入，除了審視新聞內部的權利爭鬥，也緊扣對於新聞真相的真實與否，而該劇亦有觸及與《白日之下》相同的護老院事件，並將視角轉換至身處其中的當事者。
此刻，站在面對「新聞不自由」的香港，新聞題材影視作品除了以不同角度切入，走在鋼索邊緣，又該如何不受制背後勢力施壓，藉由媒體的媒介重新撥開真相的曙光。
打開《年少日記》：撫摸香港的傷痕
由卓亦謙執導的首部劇情長片《年少日記》，自2023年底榮獲第60屆台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以及觀眾票選獎的殊榮後，也一舉拿下2023年香港電影年度票房第二名的寶座，成為2023年香港電影叫好又叫座的代表。
故事由一名中學教師的視角出發，透過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一本塵封的日記，揭開香港教育的現況，以及香港學生的集體創傷。
所謂「創傷」，又或說是青年焦慮，一路以來都成為香港電影的血脈。
除了對眼前的未來迷茫，當人身處既壓迫且高度緊張的社會中，面對繁重的課業、端看家庭的臉色、成長的壓力，這類以人為本、同理他人的「傷痕型小電影」，相較於大型商業電影，反而成為這群新生代創作者關注自己、聆聽他人且將善良回饋社會的最好途徑。
回望2014年後的香港電影，「傷痕型小電影」或許無處不在，尤以幾次大規模社會運動作為階段轉捩點之下，面對不可逆轉且反抗的社會體制下，人心又該如何修補裂縫？香港人學會自處調適之餘，也欲從氣餒和絕望中翻身振作。
青少年自殺率創新高，誰聽見他們的心聲？
自2015年開始，香港社會開始上升一波學生自殺潮，尤其在2016、2022年劇甚，自殺年齡也座落在15-24歲的青少年，學業、家庭、同儕種種壓力接踵而至，前途未明的「強烈絕望感」徒增，亦成為他們對於生命的選擇。
過去，許多香港短片也曾將鏡頭對準，那些正在徘迴於生命交叉口的年輕學子們：2018年鄧亮輝的《誰聽赤子心》，以學生心聲為材，未來該何處去，又該成為怎樣的大人，或只能眼看身邊同儕生命隕落，當下的他們僅能站在人生的交岔路口；2022年王嘉諾的《防止自殺手冊》更直接點題，以幽默的偽紀錄片方式講述嚴肅的議題，在在都呼應香港學生所承受的龐大心裡壓力。
而從卓亦謙早期的短片《至少在夢裏》，影片開頭以對白為首，著重於自我對話、自我價值的辯證，也將主題拉至青少年面對同儕及升學壓力。電影不再站在制高點說教，反而同理地與觀眾站在一起，關心並在乎現代人的內心想法，同時反望社會給予的標籤眼光——當人的一生只剩成功或失敗二元評斷，亦當身、心理傷害已造成時，留下的人又該用什麼方式繼續前行？
對望至《年少日記》關注心理層面，開頭從天台躍下的戲，令人連結起2018年導演李卓斌於《G殺》結尾的一躍而下。當青少年的絕望，來到五年後的另一世代，昔日的躁動烈火已弭平，傷疤看似癒合，卻仍隱隱作痛，而《年少日記》不僅只微觀聚焦個人家庭，也仿似將這份關心獻給香港與香港人。
《但願人長久》：香港新移民的樣貌
同樣以影像定格香港當今社會的新移民共融面貌，祝紫嫣的《但願人長久》或許是今年最好的例子。過去其執導的作品中，皆關注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情感，從《林同學退學了》到《凪》，都顯示人的移動性，從學校離開、從家鄉來到異地，萍水相逢的緣分是否又能在他處生根？
來到長片《但願人長久》，祝紫嫣結合個人成長經歷，亦將時間跨度拉長至二十年，1997年、2007年、2017年三個時間節點，也清晰囊括這群「外來者」（Outsider）香港新移民的身分認同。
從歷史來看，從1997年回歸，2008年的普教中教育制度引入，到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成形，政策上都能看見香港逐步地被中國同化，許多中國人也為追求更好生活品質來港，也讓港漂的移入已成為常見現象。
但對這些移港居民而言，他們面對的卻是來自周遭環境的變動，從語言隔閡、物價漲幅、同儕排擠，再到外來者歧視，
當中港兩地矛盾加劇，立足於此的人們又該如何擁有生存的勇氣？儘管生活多年後，是否又對這片土地產生新的身分認同？抑或僅能選擇繼續漂流？
九七回歸後，何處才是我的家？
兩岸議題對香港電影而言，或許是再熟悉不過的議題，從1950年代始的逃港偷渡時期，諸如牟敦芾的《打蛇》、麥當傑《省港旗兵4：地下通道》中的黃雀行動，都以此為題講述，一條河、一個年代，也同時是兩個政權的交界與轉移。2022年的《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也曾透視香港這塊土地的前世今生，從記憶的口述、社會的噪音、人民的聲音，匯流各方文化的土地歷史都不曾被遺忘。
而當三十年過去，這群「新香港人」是否共處自如，亦或是被社會接納？以及遠方出生的根及當下駐足的生長之地，何處才是他們的「家」？近年亦出現不少關於新移民的影像作品，如電影《過春天》、《人海同遊》和劇集《香港人在北京》、《來生不做香港人》，因政策所趨、環境所逼，人的移動的不易和適應生活的掙扎痛苦，不安的徬徨與尋根的思念都於此些作品裡顯現。
《填詞L》：我是香港人，我說粵語
導演黃綺琳第二部劇情長片《填詞L》，以一個勵志追夢故事為題，描述立志成為填詞人的追夢故事。《填詞L》之所以特別，在於黃綺琳極為簡潔地述說貼近大眾的庶民故事，憑一股熱情為夢想奮鬥，即使失敗卻從不放棄，一種不退縮的頑強性格，摸索出一條容於己身的道路，也別於近年香港電影所體現的苦悶無力；而《填詞L》或許亦可作為後運動時代的香港另一寫照，當港人離散已成為日常所趨，台港兩地的邊界逐漸模糊，語言的互融與獨特，也成為電影中令人玩味的雙生性。
更難能可貴是，《填詞L》也似乎成為一座牽連起新舊世代的橋樑，不僅集結香港新生代演員，更清楚掌握時今新媒體的脈動，齊聚當紅之網路平台演員，同時亦不忘本於電影中介紹資深填詞人們。儘管電影的時間設定在於2010年代，但演員的選擇、細節的趣味設計，卻讓電影碰撞出只有這時代才能成立的娛樂「新」滋味。
《死屍死屍四十四》：香港人的命，自己決定
當「宿命」持續成為香港電影的多數命題時，在命定的情況下，人是否又能靠群眾之力扭轉局面？透過一條屍體、一件命案的出現，同樣講述「一切皆是命，半點不由人？」的《命案》和《死屍死屍四十四》，兩者卻有截然不同的境況：前者延續導演鄭保瑞對宿命的探討與人性的掙扎，融入風水、改命為題，試圖在這座頹喪之都中最後一搏；而在《死屍死屍四十四》裡，導演何爵天趣味藉以屍體的忽然出現，除了端看各式市井小民的反應，同時也觸及現今香港社會的家庭結構及高房價問題。
另一方面，亦有不少電影選擇關注周遭，重拾記憶碎片，並重新思考立足於此的身份認同，試圖重新探尋香港精神：25年後中學同學相約再度齊聚的《全個世界都有電話》，三位老同學、三部舊電話，一場飯局卻反觀了25年的香港變化，是人變了？還是這片土地迫使人改變妥協？《4拍4家族》運用音樂去跨過失去摯親的傷痛記憶，當港人持續離散時，又該用什麼方法再次凝聚本土價值？
在香港，拍屬於香港人的電影
而紀錄片亦有精彩表現，藉由踏尋香港文化足跡的過程中，回溯土地的歷史種種：《尚未完場》走訪重要歷史遺址「皇都戲院」，並挖掘出皇都前身「璇宮戲院」創辦人歐德禮的傳奇一生，不僅回顧戰後的香港文化交流史，亦通過建築的保存續留，重新思索城市的變遷和文化保育的重要性；許鞍華導演則以《詩》為首，除了介紹香港重要詩人的流變，同時也反映香港重要歷史事件的節點，更將主軸聚焦香港著名詩人黃燦然，和已移居台灣的中生代香港詩人廖偉棠，以時代對話、用詩鋪排，在日常對話中橫生出人生的智慧與詩人的風骨。
不論是以哪種媒材述說香港，都在在看見香港影像創作者們對香港土地的熱愛。
作者／馬曼容
筆名 Pony，從事影像評論、採訪、專刊編輯等文字工作，並致力於香港影像與亞際文化研究。現任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2019 年起於台北電影節工作至今，現為節目選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