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習近平即將接掌中共總書記那一年的夏天，穿著藏青色夾克的他造訪山西窯洞，與貧農閒話家常；當年底，他執掌大位後隨即祭出俗稱「習八條」、以「反腐倡廉」為主的「（中共）中央八項規定」。這些新聞場景酷似已故台灣總統蔣經國當年身著夾克下鄉訪視與推動「梅花餐」之舉。
然而，不同於台灣接下來推動解嚴，解除報禁、解除黨禁，走向民主，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及辯護律師團陸續成為政治領袖。
在對岸，高階官員2012年底掀起閱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熱潮，書中點出法王路易十六開明改革造就富裕繁榮，卻反而爆發法國大革命，因為改革過程會引爆民眾長期對舊制度的不滿。接下來，習近平一邊推動經改，一邊強化政治掌控、個人集權，2015年更是無預警在全大陸逮捕數百名維權律師。
這一切不由得令人回想起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中共1978年底推動「改革開放」經濟戰略，「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摸著石頭過河」試驗，伴隨著政治上平反冤假錯案，形塑了不只經改，連政治體制改革都可以談的百花齊放十年黃金年代。然而，1989年4月，大學生對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悼念活動，演變為爭取政改的示威活動時，當時被形容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因高民望而一度被大學生在街頭親切高喊「小平，您好」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6月4日卻派出解放軍赴天安門武力鎮壓學生，罷黜同情學生且支持政改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並把他軟禁至死。
政改從此成為不得觸碰的議題，保守派勢力抬頭，經改成果倒退，1989年、1990年經濟成長率從兩位數下跌至4.8%、3.8%，直至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後，批判了凡事都要問「姓資姓社」的「左傾」思想錯誤，力壓「鳥籠經濟」主張，才再度重啟經改，特別是加速了負債累累的國企私有化與資產整併的力道。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曾分析說，中共推動經改時，一開始沒有所謂的「模式」，就是試一試，試不成就拉倒，再換一個。但爆發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蘇聯解體後，中共發現有些事不能再試了，前提是「共產黨不能垮台」，因此形成政治上中共一黨執政、以維穩為主的社會控制系統、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之「中國模式」。
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為中共元老，屬於開明改革派，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習近平甫掌大位時，展現親民作風，力推反腐運動與經改，當時外界還期待他未來推動政改，帶領中國走向民主憲政。
然而，幾年下來，習近平在政治上更加個人集權，除擔任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外，還兼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等近十個組的組長，《經濟學人》雜誌把他形容為「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委員會稱呼他「習核心」。中國在 2018年3月修憲，取消國家正副主席任期限制，並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思想）寫入中國憲法序言裡，這種舉動被外界形容為「稱帝」。
此外，習近平新時代還加強管控意識形態，緊縮媒體和網路輿論尺度，2013年5月祭出新聞自由、公民社會等「七不講」禁令；2014年起在新疆實施再教育營；2015年頒布新的《國家安全法》；2015年7月在23個省分大規模抓捕數百名維權律師；2016年通過《網路安全法》，落實網路實名制。在經濟改革方面，習近平時代偏重由中央主導「由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之「決策主義」，迥異於鄧小平時代「由下而上」、深具地方試驗彈性靈活的「執行主義」。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持續一黨專政的經濟改革，帶來了什麼後果？
「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容易導致權貴資本主義，因統治菁英控制了巨大的經濟資源和對產權的絕對定義和支配權。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始於1990年代國有財產所有權之漸進和不完整的改革，使得國有資產特別容易被政治和經濟菁英勾結起來侵奪。」關注中國改革、經濟轉型與貪腐問題的華裔美籍學者裴敏欣在《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一書中分析，「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和深化可以說是鄧小平式威權主義經濟現代化模式的邏輯結果。只要菁英還大權在握，就不可能不去掠奪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財富」。
中國政治與商業菁英長期勾結，市場經濟充斥權錢交易，形成體制性腐敗，貪腐叢生，得以任命下屬的地方一把手制度，讓問責體制形同虛設，可以肆無忌憚對弱勢群體與生態環境持續掠奪，因而形成貧富嚴重不均、霧霾等環境汙染、公民權利被壓制等後果，同時由於資源配置不均，讓中共當局無法以較多心力建立起完善的醫療保健、養老等體系。
因此，裴敏欣對中國貪腐案例的實證研究指出，「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必然會造成列寧主義政權的衰退」。
1990年代曾出版《中國的崛起：經濟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個超級強國》一書的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教授歐佛賀特（William Overholt），今年出版了新書《中國成功的危機》。他10月底在香港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時指出，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習近平以反腐運動打擊利益集團，過程中的鬥爭非常激烈，目前「北京的氣氛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出於政治企圖的打貪，反而只會製造統治菁英間的猜忌仇恨，危及獨裁政權的凝聚力。能有效解決貪腐問題是民主機制，然而中共不可能主動改變它所依附的政治與經濟體制，因為這正是中共壟斷權力的基礎。」裴敏欣這麼分析。
然而，歐佛賀特認為，中國的人均收入成長，會產生更多政治訴求。所以無論如何，經濟改革後的政治變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中國模式想要能夠走下去，政治改革一定得發生。
由上觀之，中共一黨專政下推動「改革開放」，讓中國從貧窮落後鐵幕鎖國，飛躍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滋養壯大以貪腐為外顯表徵的權貴資本主義，長期卻有可能造成經濟衰退以及危及政權穩定。
在中國推動「改革開放」戰略40週年，對外標榜「中國模式」成功之際，如何化解權貴資本主義削弱政權的穩定性？在黨國體制脆弱性下，如何一面繼續改革，卻不引點燃革命的引信？如何因應即使強力壓制卻無法杜絕的政改呼聲？這些恐將是中共當局「後改革開放年代」難以迴避的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