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余承瑋
6月16日當日下午一點，維多利亞公園幾乎已經難以前進。在人群當中，除了本來就預期到的較多年輕人外，其實有不少中高年齡層的人也到場，包括退休人員、家長、家庭主婦等；在性別分布中，中高年齡層的女性相對較少，30歲以下的年輕人則性別比例差異不大。
在示威現場，作為台灣人
台灣人的身分在當下是有優勢的。在我們訪調的過程中，或許是因為我們主動表明台灣人的身分，大多數的香港人都願意和我們討論對運動的想法。有趣的是，同行的夥伴中有影像紀錄者，因此會詢問受訪者能不能紀錄影像；雖然人們大多願意接受錄影，但不少人擔心政府事後會對他們進行政治或司法追訴，所以都會要求不要拍到臉。
被浪漫化的佔領經驗？
當時我們也詢問了香港人對台灣社運與政治的看法，不少受訪者也藉此和我們交流對台灣和香港兩地社會情勢的想法。
一名 60幾歲的先生分享他的觀察，認為香港年輕人這次將台灣 318運動成功佔領立法院的經驗過度浪漫化，想要複製佔領立法會，而忽視了佔領可能帶來的巨大成本和有限效益；另外，基於台灣與香港都是面臨中國擴張風險的第一線，也有許多人在訪談最後都會友善的加上一句「台灣香港一起加油」，並且告訴我們台灣在將來的選舉中，必須明確拒絕支持一國兩制的候選人。
「應該要站出來」的情緒
在我們的訪問中有問到「你覺得站出來有什麼實際改變嗎？」，結果得到的答案大多是「希望有」、「可能吧」、「應該」等不確定性非常高的答案，也有一些人回答我們不會。中國與港府對《送中條例》的強硬態度使兩百萬市民比肩而行卻感到無力，同行的友人稱呼這種帶著感召上街但仍感到無力的狀況是「不站出來就無法原諒自己的悲壯」。
不過，大多數的香港人在回答這題時多半會闡述自己的感想，許多人回答我們，和這麼多人站在一起，是「第一次感覺到香港人這麼齊心」、「可能沒什麼用，但一定要站出來表達意見」。
自發性參與 水平式的科技串連
總結來看，有不少人都是和朋友、家人、同學一起到場，只有兩成左右的人是自行到場。同時我們也發現，只有極少數的受訪者有參與社運、學生組織、政黨等等，換句話說，現場大多香港人都是自主呼朋引伴、扶老攜幼到場支持，而不是經過組織性的動員。這也和先前許多報導中的發現相呼應。
這樣大批的市民如何組織？透過通訊科技，幾乎每個人的手機都有加入透過通訊軟體telegram創建的群組，裡頭除了有不同群組隨時發布警察出沒、政府動態、各地輿情、國際新聞等消息，也有詳細的資安設定教學，好防止中國或香港當局滲透，同時示威參與者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召集分工所需人力。
可以看出，這場運動除了國家暴力、情感式的號召外，也是以相對水平的科技方式串連起這兩百萬人。
同在現場 不盡相同的訴求
不過自主集結不免聚集了因不同理由前來的人。在我們的受訪者中，有人因為害怕中國蠶食鯨吞香港的獨立自主、有人認為政府太強硬，也有人是因為前一天有人墜樓不治而來等等。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 65歲的女清潔員，她不太識字也不太會講普通話，透過香港朋友的翻譯，我們得知她其實不在意示威有沒有成效或是法案撤不撤回，她只是認為警察打學生就是不對，所以自己必須上街，讓學生們知道有人在支持他們。
她讓我想起台灣在五年前的 318運動，當時大家到現場的原因、在乎的訴求其實也不盡相同，但一群異質性這麼高的人，卻在同一個時空中為同一件事吶喊，那是相當激情、相當「齊心」的時刻。
對我而言，香港人所面臨的困境幾乎肉眼可見，但為何大家仍願意站出來面對這麼艱難的困局？或許不僅僅是「不站出來就無法原諒自己」，而是與大家走在同一條街上面對困境，才有在黑暗中摸索未來的勇氣。
監控社會下 逐漸消失的信任關係
回到投宿的青年旅社，我一邊小酌一邊與同寢在中國工作的英國和美國室友解釋香港的抗爭和香港面臨的狀況。在談到日益限縮的自由，以及中國對香港社會的監控時，我不禁想到近日台灣促轉會釋出的影片，要旨是政府當年為了消弭社會對威權統治的反抗，是如何嚴格控管當時的台灣社會。
對我而言，這中間最可怕的其實不是個人生涯的成敗或官僚警察對自己的威脅，而是在不知道誰會出賣自己的情形下，慢慢喪失對他人信任的能力。威權監控最可怕的，是摧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信任。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背後的意義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是在台灣最常聽到的口號之一，但經過這次的反送中運動，反而讓我看到香港人摸索未來的嘗試與勇氣。對今天的香港或明日的台灣而言，這並不是在中國威權輾壓下的終局之戰，而是兩地在極端的風險與恐懼下，能夠在每一次困境中一邊支持對方，一邊摸索出未來的道路。
寫在訪調之後
6月20日，香港人再次集結金鐘，為了G20峰會向北京施壓，並且募資向各國媒體登報。這讓我想到當時有不少受訪者指出，抗爭成敗難以確定的其中一個理由，是要考慮到外國勢力，像是美國如何看待香港地位，就會決定要用什麼手段來與北京談判，還有美國的《香港關係法》、對香港的特殊經濟關稅待遇、美國國會提出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等。
目標升級 拉攏外國勢力
換言之，這場反送中運動的目標與訴求正在進化，上升到反對北京極權專制，並且透過國際關係拉攏外國勢力介入中港關係，這是香港做為一個國際都會在面對極權時摸索出來的嘗試。
於此，「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或許更值得反思，兩地之間的關係不只是時間上面對風險的先後順序和誰應該幫助誰，而是彼此從對方反抗的姿態與方式相互學習、相互支援。
為什麼會想到香港做街訪？
今年 6月，香港人大規模反對的《送中條例》引起高度關注，對港人來說，在一國兩制的現況下，香港的政治、自由都大幅度的限縮，因此《送中條例》對很多人來說不是補足犯罪的漏洞，反而是香港司法開放中國入侵的後門。
從台灣人的角度出發，《送中條例》第一個影響的就是台灣人在香港的人身安全，尤其是中國政府在過去早有羅織罪名的前例，台灣人、香港人，甚至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只要中國加之以「叛變」、「煽惑他人危害種族」等罪名，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李明哲。
除了擔心法案通過後，我們這些參加過異議行動的人可能再也無法入境香港，6月9日深夜，香港居民遭受警察的暴力對待也使我們十分懼怕，卻也喚起對國家暴力的強烈既視感。因此，夾雜著憂慮、憤怒，以及恐懼，甚至是抱著看香港最後一眼的心情，我們一群台灣社會系青年才會臨時決定來到香港，並且展開快速的街頭訪調，為這點運動作出一些社會系學生的貢獻。
上線時間：2019/06/28
增修時間：2019/06/28 修正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