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或留下來？科學家仍在努力
和流行看法相反，毛澤東本人並不反對現代科學。事實上，就像世界上許多社會主義領導人，毛澤東也認為，科學在共產主義治下能夠蓬勃發展。
毛澤東在1957年宣稱：「我們必定能夠以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幾年之後，他重申了這項主張，認為「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三大革命運動」之一。有鑑於此，中國政府在1953至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投入了大量資金，將國家科學預算提增至三倍，來促進新的科學研究機構的發展。甚至到了1959年，毛澤東還批准創辦一所新的遺傳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Genetics），附屬於北京的中國科學院。
接著到了1967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核武試爆，讓許多美國決策者大驚失色，因為他們早就認定中國根本沒有能力產出任何先進的技術。
毛：讓科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在這同時，中國共產黨也不再奉守李森科主義。這部分是肇因於地緣政治局勢的改變。1956年，毛澤東開始與蘇聯決裂，原因是他認為蘇聯並沒有全力投注於世界革命事業。就在那一年，毛澤東發表了一場深具影響力的演講，其中他確認知識必須有更大的多樣性，特別是就科學這方面。他宣布，要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激勵一群中國科學家籌辦了一場重要的研討會，共議遺傳學的未來。
在開幕式上，一位中共官員明確表示，李森科主義不再是國家政策。「我們的黨不希望像蘇維埃黨那樣干涉遺傳學辯論，」他解釋道。這位官員甚至還就最近發現的DNA結構，冠上了一種馬克思主義詮釋，並指出這就證明了基因概念有其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包含一種觀點，那就是一切事物，甚至連「基因」這樣的科學概念，都是生命之物質條件的產物。如同馬克思所述，「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接著那位官員引用毛澤東的講話來總結發言，他說，在科學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中共的政策也是讓「百花齊放」。
經歷大饑荒 中共推「農村科學實驗運動」
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見到的情況，中國對現代遺傳學重新燃起興趣，主要是出於糧食供應出了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遭受嚴重饑荒荼毒，超過兩百萬人喪命。接著又有1959至61年的「三年大饑荒」。在那三年期間，超過五千五百萬人死於這場慘禍，事後更證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饑荒之一。
這場饑荒根源自許多不同因素，不過首要起因是中共放下糧食生產，卻調用鄉村農民投入大煉鋼鐵的政策。採用李森科主義更讓情勢惡化，由於中國農業科學家在1950年代把他們的時間大半都浪費在徒勞無用的實驗上頭。
當然了，毛澤東是不肯承擔責任的。儘管如此，中共也認識到，它是無法承受這種災難重演的，於是從1960年代開始，便大力投資於農業科學和現代遺傳學的發展。
把遺傳學帶回田野間
因此袁隆平將大半時間都花在附近田間，和農民交談，並指導農民認識孟德爾遺傳學的基本知識。事實證明這非常有用。
1964年夏天，袁隆平在當地稻田走動時，遇上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水稻植株品種，花朵形狀很奇特。他好奇將標本帶回安江農業學校。花朵天生具有雄性的和雌性的生殖器官。雄性器官稱為花藥，能生產花粉，雌性器官稱為心皮，用來接受花粉。袁隆平以顯微鏡檢視那株奇特的水稻標本，並很快注意到，花藥全都皺縮起來，並不產出任何花粉。這顯示該植物是號稱「雄不稔」（male sterile）的種類。
袁隆平立刻意識到他這項發現的重要性。水稻原本就是自花授粉的植物，因此科學家認定，培育雜交水稻根本是不可能辦到的，因為在有機會與不同品種雜交之前，那種植物總是會自花授粉。美國和墨西哥的遺傳學家，之所以集中精神來處理玉米，這就是其中一項原因，因為玉米是自然異花授粉的植物。
不過袁隆平猛然意識到，雜交水稻終究是有可能培育出來的。他在湖南的田野裡發現了一種水稻植株，只因為隨機遺傳突變，沒辦法自行授粉。重點在於，那株植物的雌性生殖器官依然完整，能夠接受另一株水稻植株傳粉。理論上，這樣一來也就得以選擇不同的水稻品種，並與這種雄不稔標本雜交，創造出許多人認為不可能的產物——改良的雜交水稻品種。
1966年，袁隆平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的主要期刊《科學通報》（Chinese Science Bulletin）上提出他的發現，這標誌了中國一項大規模的雜交水稻育種計畫的起點。
從多方面來看，這是毛澤東「群眾科學」產生作用的一個實例。袁隆平是在中國農村與農民一起工作時開創他的發現。為了擴大計畫規模，他也需要訓練那同一群農人，教他們懂得辨認、採集更多雄不稔水稻植株標本。接下來幾年期間，袁隆平和他的團隊採集了超過一萬四千件樣本，最後其中只有五件適合耕植。這是遺傳科學，卻不是我們通常設想的那種。沒有高科技實驗室，沒有X射線，也沒有化學物質。實際上袁隆平是把遺傳學帶回到了田野間。
社會主義科學家也難逃「下放」
儘管明顯致力於社會主義科學，袁隆平仍未能倖免於政治迫害。1969年某一天，他來上班時發現牆上貼了一張手工製作的海報，上面寫著：「打倒反革命現行犯袁隆平！」在這時候，一場號稱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進入最熾烈階段，那是毛主席領導來對付他眼中布爾喬亞（資產階級）社會餘毒的運動。受株連的標的包括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國各大學學生都受鼓勵指認潛在「反革命分子」並向當局舉報。袁隆平的大學教育，還有他對歐洲與美國遺傳學的興趣，讓他惹人注意。幾星期之後，安江農業學校領導人命令袁隆平辭職。他得知自己已經被調到附近一處煤礦工作。
三年困難時期出現餓殍，袁隆平關於「苦日子」和「文革」的回憶，他談到親眼所見的餓殍，餓死幾千萬人！ pic.twitter.com/TUKtdwkTY0
文革期間，成千上萬的中國科學家被「下放」到類似這種勞改營工作。許多人就此銷聲匿跡。不過袁隆平是幸運人士之一。兩個月艱苦工作之後，他突然被釋放，並被告知要回到安江農業學校。是他的科學救了他。一位任職中國科學技術部的官員讀了袁隆平刊載在《科學通報》上的文章，體認到那對中國農業的未來是多麼重要。於是那位官員發了一封電報給安江當局，命令釋放袁隆平。
獲得了中國共產黨的允許，袁隆平終於可以安心地繼續他的研究。經過了一些嘗試錯誤，結合不同品種雜交培育，到了1973年，袁隆平成功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種能用於農業生產的雜交水稻植株，而這是許多科學家原先都認為不可能辦到的。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造福亞洲數億人民
從許多方面來看，現代遺傳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是非比尋常的。在1950年代早期，中共拿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惡名昭彰的理論來大力推廣，導致許多先驅遺傳學家去國逃亡。即便在中共排斥李森科主義之後，遺傳學依然是釀成意識形態嚴重衝突的一項根源。遺傳學家袁隆平，原本是社會主義科學家樣板，到了文化大革命卻險些逃不過意識形態清洗。這一切當然非比尋常，只有蘇聯的經驗才能與之相提並論。
然而，在其他許多方面，現代遺傳學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仍與我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模式十分相似。因此，我們不該將中國視為異常，而是應該嘗試了解它如何融入更寬廣的冷戰科學歷史。
在中國，就像在墨西哥和印度，現代遺傳學的發展緊密牽連到國家的實際需求，特別是提高糧食生產的需求。那麼這段情節就帶了點諷刺意味，綠色革命是美國推動來作為反共鬥爭的部分措施，最終卻發現它的最大支持者之一，正是毛主席本人。
縱貫整個1960年代，毛澤東支持他所稱的「科學種田」。他的期望是，開發出主食作物的改良品種，加上使用化肥和殺蟲劑，將有助於中國農業現代化並養活全國人民。這似乎奏效了。如今，袁隆平雜交水稻的最新版本，不只在中國生長，還種在印度、越南和菲律賓，幫助養活了亞洲數億人民。
本文摘自詹姆士．波斯克特（James Poskett）著作《被蒙蔽的視野：科學全球發展史的真貌》，繁體中文版由時報出版，蔡承志翻譯。欲購買的小隊員歡迎透過以下連結前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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