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的外交角力上，「向國際媒體投稿」已成為世界各國領袖溝通的重要策略之一；透過「國際媒體外交」，他們能直接向國際社會表達立場、塑造觀點，也能在危機發生時爭取國際支持。
什麼是「國際媒體外交」？
「國際媒體外交」是指國家元首利用大眾媒體（報紙、電視、網路平台）直接向國外民眾傳達訊息，以影響國際的公眾輿論，甚至，進一步對本國政府施壓或改變其外交政策的一種手段。
通常刊登平台以讀者數量廣泛的國際主流媒體為主，例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等；說話對象也不限於對本國人民、政府，而是對全球民眾與國際社會發聲。最重要的是，在全球議題中創造敘事（narrative），例如：戰爭誰是加害者？誰在捍衛民主？誰違反了國際協約、打破規則？誰先出兵挑釁？透過敘事權的掌握，國家得以影響國際社會對事件的觀點。
這與傳統由各國外交官在談判桌上協商的「閉門外交」不同，傳統外交必須經過外交部、大使館，講究「密室協商」（Secret Diplomacy）；媒體外交則是「公開喊話」，繞過官方管道，直接與全球的「民意」對話。
美國傳播學界專家、冷戰時期的輿論專家W. Phillips Davisonh曾說，「媒體外交」是一把雙面刃，優點是透明、直接，缺點是可能將對方置於騎虎難下的狀態，雙方反而更難在公眾壓力下妥協。
直接發社群不行嗎？川普和澤倫斯基都這麼做
南加州大學（USC）安納伯格傳播學院（Annenberg）的新聞與公共外交榮譽教授菲力普．M．賽義布 (Philip M. Seib)在著作《Real-Time Diplomacy: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Social Media Era》中談及，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如何讓外交變得「扁平化」，且在資訊傳播太快的「即時壓力」下，外交談判必須面對在社群不斷更新的時間壓力，被迫做出決策。
因此，菲力普．賽義布提倡現代的國家元首應親自「投稿」或在社群發文，站在輿論最前線，爭奪話語權。因為傳統外交管道太慢了，若不主動搶佔解釋權，輿論的發酵會立刻被對手的操作引導。
專門研究數位外交（Digital Diplomacy）的以色列學者伊蘭·曼諾 (Ilan Manor)則進一步說明：「數位外交」(Digital Diplomacy)不只是「把傳統外交搬到網路上」，而是涉及了外交行為的結構性變化。Ilan Manor分析，有許多國家元首都開設了社群帳號，但內容多是政令公告、宣導，未能產生實質外交、大眾影響。
伊蘭·曼諾主張數位外交的核心是「對話」而非「宣傳」，社群平台也更鼓勵情緒性的表達和個人魅力，而且在社群平台發文不須經過媒體編輯台審核，可以直接發布訊息，繞過傳統媒體的「守門人」，內容應可以更能彰顯個人性格、更多情緒感受，先吸引大家看到你，再聽你講什麼。例如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就是將社群外交（推特外交）推向極致的代表，他不僅利用該平台來發布外交政策、威脅或談判立場，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社群平台，完全繞開了國務院。
伊蘭·曼諾也舉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就是利用X（前Twitter）平台發布大量的即時影片和訊息，直接動員國際社會。他稱這簡直是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推特外交」。
不論是「媒體外交」或「數位外交」，從實體報紙到數位網路、社群媒體、24小時新聞，儘管載體變了，但核心邏輯是：利用傳播媒介繞過官方管道，直接傳達資訊與吸引民意。
The Russians are peddling the narrative around the world that Ukraine allegedly cannot defend itself. They are saying that Ukrainian warriors cannot defend themselves.The daily combat results of the Ukrainian army, our special forces, and deep strikes – these are all proof that… pic.twitter.com/nTqx3OkHgl
媒體可以拒絕刊登元首的投稿嗎？拒絕、審查與第四權的平衡
事實上，國家元首投稿不等於媒體就「一定會刊登」喔！媒體也會依據編輯倫理、事實查核與公共利益做判斷。如果文章內容充滿虛假信息、煽動仇恨言論、違反「善意」（Good Faith）原則、論點站不住腳，或與報社的道德底線相悖，媒體有權拒絕刊登的。
當媒體收到一篇國家元首的投稿（Op-Ed Contributor），整個處理過程其實是一場關於編輯獨立性、媒體責任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堅難考驗。
首先，維持媒體「公正性」最關鍵的機制就是：新聞報導與評論區分 (News vs. Opinion Separation)。一般來說，意見版（Opinion）有獨立編輯團隊進行審稿，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或《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新聞部門（Newsroom）與意見部門是完全分開的。透過這樣的單位分工，讓媒體保留空間，不會因刊登投稿就被視為支持某個立場。
其次，必須清楚標示該篇文章是「觀點」（Opinion），而非「新聞」（News），且說明「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確保這篇元首投稿不會出現在新聞版面。
至於新聞部，除了必須完全獨立於意見版或社論部之外，還能進一步針對國家元首的投稿中的事實陳述進行查核，並報導各方（包括該國政府、反對派、盟國）對該文章的反應和分析。在資訊戰與外交競逐的時代，媒體所扮演的第四權角色，正是透過這些審查過程、透明標註與資訊內容平衡，來維持獨立與公正性。
因此，媒體在此類情況下的職責，不是「保持中立不報導」，而是成為讓世界領袖的虛擬演講台，同時提供公正的調查報導和多元的反對意見，讓公眾能自行判斷。
普丁也曾「投稿」紐約時報
〈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by Vladimir Putin（俄羅斯總統）
刊登日期： 2013/09/11
刊登媒體：《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2013年，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V. Putin）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的意見文章，反對美國對敘利亞動武，引發全球討論。《紐約時報》坦言，編輯收到稿件後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對於是否刊登該文，內部爭論不休，但最終他們認為，在美國即將對敘利亞動武的關鍵時刻，讓美國公眾聽到俄羅斯領袖的聲音是必要的資訊。
文章開頭，普丁就舉二戰合作歷史與聯合國體系為例，強調國際和平應由安理會共識維持，而不是由單一國家用武力解決衝突。他警告，美國若在未經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對敘利亞動武，不僅將造成更多平民傷亡，也可能讓區域衝突擴散、助長恐怖主義，並削弱全球核不擴散努力。
普丁也指稱敘利亞衝突並非「民主對抗獨裁」的二元框架，而是政府與反對勢力（包含激進組織）之間的內戰。他認為外國武器介入，將會使局勢更加惡化，並擔憂來自其他國家的外籍戰士日後可能回流，種下安全隱患。文章後半段，普丁也批評美國過度依賴軍事武力，並舉了阿富汗、伊拉克與利比亞的例子，強調軍事介入無法帶來穩定。自己更支持透過政治與外交途徑來處理敘利亞問題，並肯定當時美、俄及國際社會多主張應將敘利亞化學武器交由國際管控的方向。
最後，他回應了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演講，提出質疑：「我傾向於不同意他（歐巴馬）對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論述，即他聲稱美國的政策『就是讓美國與眾不同之處。這就是使我們成為例外的要素。』鼓勵人們將自己視為例外，無論動機為何，都是極度危險的。」
「世界上有大國和小國，有富國和窮國，有著長久民主傳統的國家，也有仍在探索民主道路上的國家，各國的政策都不相同。我們是不同的個體，但當我們尋求上帝的祝福時，我們絕不能忘記：
上帝創造了我們是平等的。
（God created us equa）
「印太概念的起點」安倍晉三的投稿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by 安倍晉三 Abe Shinzō（時任日本首相）
刊登日期： 2012/12/27
刊登媒體： Project Syndicate
Project Syndicate (PS)是一個在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議題領域極具影響力的國際媒體聯盟和評論文章發行機構，總部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Project Syndicate本身其實並不直接發行報紙，而是將其撰稿人的文章翻譯成多種語言，並授權給全球數百家會員刊登於報紙、雜誌和網站。
許多國家元首或高層官員會選擇在Project Syndicate上發表文章，就是因為Project Syndicate的全球發行網絡：刊登在Project Syndicate的文章能迅速能夠被全球數百家媒體轉譯、再刊登，相較於投稿給單一家媒體，更有效率，影響力也更大，如果要跨地域、國家、語言傳播，Project Syndicat是最佳的媒體平台。
因此，安倍選擇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這篇文章，不只是對日本或美國單一受眾喊話，更是在國際論壇上推出「印太民主海權戰略」的第一步。
在〈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一文中，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提出「民主安全之鑽」構想，主張日本、澳洲、印度與美國（尤其是以夏威夷為據點）應形成一個四邊安全架構，共同維護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上公共安全。2007 年，安倍在印度提出「兩海交會」（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的概念，強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和平與航線的自由密不可分，而近年局勢的變化讓他更堅定此一判斷。
安倍指出，中國的海軍擴張、潛艦部署與航空母艦出現將改變區域力量平衡，甚至稱南海已經快要變成「北京的湖」（Lake Beijing）了。他批評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台列嶼（Senkaku Islands）周邊不斷施加壓力，意在透過「日常化」行動建立既成事實，強行將生米煮成熟飯。如果日本退讓，北京當局對南海的軍事化行動（militarization）將更強硬，也將威脅日本與南韓等依賴海上航道的國家，未來美日艦隊要進入該區域也會更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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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安倍主張日本應擴大戰略視野，加強與印度、澳洲及美國的合作，並視印度為關鍵夥伴。他提到兩國之間已展開軍事對話、三邊合作（含美國），並稱印度提供日本稀土，是在中國限制稀土出口後展現的外交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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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呼籲英國與法國重新參與亞洲安全事務，例如與五國聯防（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s）互動。最重要的是，他認為日本必須重新投資於美日同盟，強調2011年日本311災後，美軍大規模的人道救援證明兩國關係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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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安倍強調，儘管日本與中國的經濟連結十分緊密，但在兩國關係改善前，日本必須穩固、強化與其他民主夥伴的關係。他認為，日本的外交應以民主、法治與人權為根本，而亞太地區的未來繁榮也應建立在這些普世價值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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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得很好，要有信心」拜登投稿WSJ
〈My Plan for Fighting Inflation〉by Joe Biden（時任美國總統）
刊登日期： 2022/05/30
刊登媒體：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2年，受疫情、俄烏戰爭等影響，高通膨已成為美國人最苦惱的民生議題，也對拜登政府的支持度形成壓力。5月，時任總統拜登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說明他面對通膨的政策思路。
文中，拜登指出全球經濟正面臨能源市場震盪、供應鏈短缺與俄烏戰爭抬高物價等挑戰，而美國民眾對高通膨感到憂慮。他以自身家庭經驗作為開場，強調理解物價上升對一般家庭帶來的壓力。他認為在Covid-19疫情後，透過政府振興方案（American Rescue Plan）的推動，讓美國在經濟復甦中表現強勁，包括就業市場改善、企業投資上升、製造業擴張，以及家庭儲蓄與財務狀況好轉。他引用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美國經濟將是七大工業國中最先恢復至疫情前規模的國家之一。
為了讓美國從快速復甦轉向穩定成長，拜登提出三大方向。首先，因聯準會（Federal Reserve）是控制通膨的主要機構，自己將維持中央銀行獨立性，不像過去政府會試圖施壓其決策；其次，他提出釋放石油儲備、推動乾淨能源投資、改善供應鏈、增加住房供給、壓低藥品價格，以及減輕照護開支，以降低家庭負擔，並呼籲國會通過相關法案。最後，他主張聯邦政府的赤字正持續降低，並呼籲改革稅制，使企業與高所得者能公平納稅。
拜登強調，這些政策的目的在降低物價、維持經濟動能，並避免犧牲民眾利益。文末，拜登表示自己願意與任何黨派合作、進行務實討論，尋求真正能幫助美國民眾的解決方案。
雖然該文內容是「向美國民眾」解釋通膨政策，但從媒體選擇、內容取向與當時政治情勢來看，拜登主要的溝通對向是華爾街、商界與金融圈等投資市場，以及中產階級或對經濟政策敏感的中間選民；此外，因同年11月美國將舉行期中選舉，此文也是對國會議員的召喚。因此，拜登選擇在商業界、財經導向與保守派讀者較多的《華爾街日報》發表這篇文章，其實具有清楚的政治與政策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