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煙硝的跨國戰爭!審查刪文、製造訊息,資訊獨裁的雙重手法

by:阿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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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友站研之有物文/ 龔雋幃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上個世紀末,網際網路甫萌芽,彼時正是自由無垠的代名詞。但不過十數年,獨裁政體已導入新技術,建置網路審查系統與防火牆,奪回資訊掌控權,甚至發動跨國資訊戰。當台灣成為境外假訊息的投放目標,我們又該怎麼面對資訊攻擊?「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研究員,他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張鈞智副教授合作,運用 153 國資料,分析國家網路審查與公民社會能量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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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成為境外假訊息的投放目標,我們該怎麼面對資訊攻擊?

Photo: John Schnobrich

自由的網路世界,讓我們集結革命!

跨入千禧年之時,傳言中國將著手建置防火長城,全面管制網路資訊流通,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Bill Cliton)嘴角淺淺上揚地微笑說,「祝他們好運。那就像是要把果凍釘在牆上。」

大約 10 年過後,透過社群平台的迅速串連,從網路點燃的燎原怒火,果真在 2010 年底掀起北非、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浪潮!一時之間,網路儼然成為組織動員的新興反抗支點,藉由虛擬世界的合縱連橫,便得以撐起更好未來的想像,動手打造屬於人民的明天。

「從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到太陽花運動,那時候主流的觀點是,網際網路有助於年輕人集結抗爭,或是獲得社會資本。」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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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底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甫崛起的行動網路與社群媒體成為助力,民眾透過手機迅速串連,分享圖片、資訊,掀起北非與中東地區一連串的民主抗爭運動,多國獨裁政權垮台,被稱為「阿拉伯之春」。圖為 2011 年埃及街頭抗議民眾。

Photo: cjb

「數位烏托邦」的夢起夢醒:技術決定論 vs 獨裁進化論

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下,「數位烏托邦主義」(Cyber-Utopianism)蔚為風行,人們相信隨著數位科技愈成熟、使用人口愈多,公民社會就能擁有愈大力量。

烏托邦論者立基於技術決定論,樂觀地相信網際網路的崛起,得以打破威權政體的資訊高牆,鬆動原先被政府一手掌控的單向訊息來源。人民不再只能被動接受資訊餵養,得以透過網路自由地共享資訊、迅速串連,召喚出集體行動。對於公民社會,網路無疑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賦權工具。

然而,當革命時刻的激昂褪去後,那些威權國家卻沒有被掃出歷史舞台,原先瑰麗的網路烏托邦想像反倒轉眼成空。

短短幾年,威權國家管控、壓制、操弄資訊的技術全面進化來說,乃至於發展出一整套資訊政治經濟學戰略。換言之,如今果凍不只牢牢地被釘在牆上,甚至連呈現在牆上的大小、形狀和樣態,也幾乎被資訊獨裁國家玩弄於股掌之間!

由此,另一套對立論述應運而生:面對新科技的突破,獨裁國家已重新再進化,運用新工具反制網際網路帶來的自由衝擊,透過高度的網路審查監控,再次壓制公民社會的力量。

網路再翻轉,成為威權政體的鞏固工具

原先普遍樂觀的烏托邦期待,究竟是如何走向宛如老大哥夢魘般的非預期結果?

林宗弘指出,2010 年前後為關鍵分水嶺。在此之前,網路的崛起確實帶來強烈衝擊,因此多數威權國家的網路覆蓋率遠低於民主國家,即是因政體感受到數位科技的威脅,從源頭限制人民使用。

但是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幾年,威權國家的網路覆蓋率卻迅速攀升,不僅超過全球平均值,最後更越過了民主國家。

林宗弘研究發現,這項飛躍性成長並非偶然,而是當權者有意為之的反制性操作。

過去,政府的反制是限制人民上網、抑制網路擴散,但大約 2012 年以後,威權度較高的國家,包括中國、伊朗、埃及、土耳其、俄羅斯,以及近年的泰國和馬來西亞,已陸續建置了網路審查系統(internet censorship),形塑出強大的維穩防火牆,得以遮蔽並扭曲訊息。換言之,國家已重新奪回資訊掌控權。因此即便網路更普及,但實則被套上重重枷鎖,甚至轉而成為國家打壓監控的有力工具。

例如,埃及在 2011 年示威運動期間,曾採取全國斷網手段,用來防止示威者串聯。但之後,政府大量投注科技資源以監控網路,限網、斷網就不再是政府採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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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全球 153 個國家的網路、手機覆蓋率趨勢。2010 年前,威權政體的網路、手機比例還遠低於民主國家,其後迅速增加,分別在 2013、2010 年超過民主國家。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林宗弘)

合作廠商

林宗弘指出,國家如何介入且建構出一整套資訊政治體制,過往研究始終較為貧瘠。雖然有宣傳學、傳播理論可援引,但缺少系統性的資訊政治經濟學理論。 2019 年,Sergei Guriev 和 Daniel Treisman 兩位政治經濟學者才提出「資訊獨裁論」。他們研究發現,威權國家在資訊審查、政治宣傳上的投資愈大,政權的存活率愈高,愈不容易被推翻,也會減少流血暴力鎮壓的機率。這便構成了一個簡潔的理論架構,明確解釋威權國家加強資訊審查操弄的動機。

國家網路審查:壓制公民社會的黑手

不過林宗弘認為,現有研究多半集中在資訊審查如何影響政治轉型,聚焦於宏觀的變遷過程,卻忽略了中介影響機制,例如對公民社會的活躍性打壓。因此林宗弘與廈門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張鈞智合作,援引瑞典哥德堡大學 V-Dem 資料庫(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大型跨國調查,取得全球 153 個國家的資料(1995-2018 年),探究網路審查對於公民社會的影響。

研究進一步以互動固定效應模型(interactive fixed-effects model),檢視 2011 至 2018 年網路審查成長超過 10 %的 34 個國家。以 2017 年為例,網路審查的效力削弱了核心公民社會指數約 8%,清楚呈現出兩者的相關性。研究發現國家的網路審查,確實是降低公民參與的關鍵因素。

「我們的研究發現,網路覆蓋率已經跟公民社會的活力脫鉤,也跟政治體制脫鉤。」林宗弘分析,在威權國家底下,網路科技是推進新興經濟、科技產業的工具,但同時也是澆熄公民社會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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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8 年全球網路審查提高了 5.6 %,中國、伊朗、土耳其、埃及為審查成長最快的四個國家,轉折關鍵大約在 2010-2011 年阿拉伯之春以後,諸如茉莉花革命等關鍵字會遭到屏蔽。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林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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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審查與公民社會指數的關係呈 U 型,網路審查迅速增高的國家,公民社會指數也明顯下滑(如土耳其的公民能量大幅衰退,與政府建置了審查技術密切相關)。此外,研究也透過模型運算,顯示網路審查確實能削弱公民社會,特別在專制政體。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林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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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弘直言,過往的比較研究,大多聚焦於網路對政治轉型的影響,普遍忽略了威權國家運用科技針對公民社會展開操弄與反動員(demobiliztion)的策略。

網路的快速發展最初雖為威權國家帶來了空前挑戰,然而這些政體很快展現其韌性,已學會靈活地運用科技手段,有效壓制公民社會持續壯大,化解潛在的政治風險。

以中國為例,習近平上任後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大力強化網路審查技術與訊息防火牆。一般人可以透過網路表達個人意見、商業交易、聯繫親友等等,甚至可以批評政策,但絕不能用於發動社會抗爭。背後嚴密的審查機制,包含特定關鍵字,緊盯著使用者的一舉一動,防範集體集結行動的火苗於未然。

哈佛大學政治學者 Gary King 等人曾提出經典解釋:中國進行網路審查的重點不在於阻止一般人批評政府,而是要防堵、阻絕動員的可能,也就是禁止那些會集結群眾發動連署、陳情、抗爭或更激烈政治行動的內容。

資訊操弄的兩手策略:減少訊息、增加訊息

林宗弘進一步分析,威權國家進行網路審查的兩種策略。

首要是減法。簡單來說,如同前述的刪文、斷網與關鍵字屏蔽等,皆是威權國家常見的審查手段,關鍵在於「減少訊息」,隔絕封鎖踩到政體紅線的新聞與討論。但這只是資訊操弄的其中一個面向。

另一個手段則是加法,即「增加訊息」。包括散播假訊息,選擇性釋出足以歪曲、遮蔽原先焦點的訊息,又或是刻意放送溫暖正面的心靈雞湯,目的皆在於奪取民眾的注意力。根據 Gary King 等人的另一篇研究指出,中國網軍的操作並非直接反擊不利於政府的訊息,而是帶風向、貼歪樓,使用反諷、嘲弄、抹黑對方的手法轉移焦點,讓原先的議題力道被削弱。

威權國家正是同時運用減少訊息、增加訊息兩套手法,導引操弄社會可獲得的資訊,達到統治目的。

讓假訊息飛!資訊戰可能群體免疫嗎?

不過林宗弘提醒,類似的操作不只侷限國內。威權國家也會對外投射,特別是針對潛在敵對或競爭關係的民主國家,包括病毒攻擊、癱瘓伺服器造成斷網,同時也投放大量的假訊息,以此讓目標國內部分化,製造情緒爭端,使社會陷入認知癱瘓。

林宗弘解釋,這種干擾模式有其特殊性。「我們另一個研究已系統性發現,只要周邊存在一個領土爭議的威權政體,民主政體被攻擊的頻率就會大幅上升;但是相對地,威權政體並沒有同樣被大幅攻擊。」換句話說,

這個攻擊是單向、非對稱的,來自於威權政體。資訊戰已被當作攻擊武器,使用在國際關係中。

一旦國家與鄰國沒有領土爭議,或四周都是民主政體,國內被投放假訊息的比例就大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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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攻擊國的另一特色是選舉時期。2017 年法國總統大選,選前最後一刻出現重傷馬克宏的假新聞,由大量境外假帳號散布。同樣情形,也出現在 2017 年川普與希拉蕊的總統大選,來自馬其頓的境外網軍製造大量假新聞發動攻擊。

Photo: The White House

但民主國家內訊息原本即多元殊異,資訊戰攻擊是否真的會造成實質威脅?或者,社會其實終將形成「群體免疫」,無需過度擔憂?

林宗弘不同意這類觀點,他正在進行的研究發現,根據 2020 年資料,一國的假訊息量愈大,該國的疫情愈嚴重。近期英國研究也顯示,假訊息會降低接種疫苗的意願。「如果資訊戰確實會產生效果,造成社會傷害,又怎麼達到群體免疫呢?」

迄今,林宗弘已大致拼湊出理論圖像,希望更完整理解資訊操弄背後的整體面貌,但仍有許多亟待突破的環節。包括在民主、威權不同政體下,哪些更容易被操弄?運作結構與結果有何殊異?以及,它對哪個社會階層更有利?都是未來待持續梳理的部分。

台灣為境外網攻密集目標!跨國假訊息攻防戰

根據 V-Dem 跨國研究,在 2018 年全球 179 個國家「遭受境外假資訊攻擊」的調查中,台灣高居世界第一!面對威權國家的步步進逼,林宗弘雖不再如過去的數位烏托邦論者樂觀,但也不致絕望。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循環結束:公民社會因為網路而崛起;接著國家掌控愈來愈多資源,投資審查技術,把公民社會壓制下去。這表示原先樂天看法是錯的,但未來的科技突破還會有進展,下一個循環還是可能出現。」

但他強調,我們不應該僅單憑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想像來面對。「人一定要介入科技發展,它是權力鬥爭的一部分,民主的一部分。不投入,當作搭便車,最後就是被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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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瑞典 V-Dem 遭受外國假資訊攻擊的跨國調查, 台灣在 179 個國家中名列第一。

路透社/達志影像

具體而言可以怎麼做?林宗弘提出三點建議。

根據 2019 年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調查,65.7% 民眾認為假訊息對台灣民主危害很大,這顯示資訊戰的威脅感已深入大眾。政府應該在基礎研究與資料情報蒐集上,提供更多挹注,才能依據實證研究成果建立防護體系。

其次,主動揭露調查結果。除了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公民社會內部也可以自我動員組織,譬如醫師公會若發現錯誤的醫療流言,即主動澄清、提供正確資訊。

第三,假訊息攻擊的受害者具共同特徵,包括和外在社會接觸較少、資訊獲取管道不足。因此政府應該找出方法彌平數位落差,協助更多弱勢者培養資訊識讀的能力。

身處在資訊紛雜的年代,真假難辨已成日常。林宗弘總結,當假訊息的類型、來源愈趨五花八門,國家、公民社會、研究者都需要持續尋找各種政策工具,完成這幅複雜的拼圖,而不應寄望可能存在一個快速解決的萬靈丹。

【研之有物】延伸閱讀:
01 Chang, Chun-Chih and Thung-Hong Lin, 2020, “Autocracy login: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digital age”, DEMOCRATIZATION, 27(5): 874-895
02 林宗弘,2019,〈數位貧窮與天災風險資訊來源:來自台灣傳播調查的證據〉,《新聞學研究》,第 138  期,頁 131-162
03 Sergei Guriev,Daniel Treisman,2020, “A Theory of Informational Autocracy”,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186, issue C
04 林宗弘個人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