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殺了人，還能獲得緩刑？
○ 問題：
在108個案例中，有兩件獲得緩刑。一是情侶因小事起口角，最後被告將雨傘丟向女友，導致對方死亡的案件。一審以傷害致死罪判了4年，二審則是支付了2億和解金後改判3年有期徒刑、4年緩刑；另一個案件則是被告懷疑女友向其他男人示好而殺害女友，一審判6年，二審支付了1億5千萬元和解金，改判3年有期徒刑、5年緩刑。都殺了人了，為何還能獲得緩刑？
● 現任部長法官（匿名）：
兩位似乎很難諒解，明明有人死亡，為什麼還能緩刑。但非故意殺人的過失犯，判緩刑不在少數。
傷害致死屬於故意與過失的結合犯，儘管傷害人的行為屬於故意，致死的結果卻非有意。若是向被害方給予相當的補償損失，賠罪請求原諒，獲得緩刑的情況是比較多的。理由在於法院將被告看成殺害的過失犯而非故意犯，認定其犯罪行為是突發事件所致。
要是檢察官一開始就以殺人罪起訴，實際量刑時就可能較難獲得緩刑。不過在此情況下可能被認定為傷害致死，至於殺人的部分則是無罪，因為殺人是屬於故意犯，必須證明其有故意殺人之意圖，這並不容易，所以檢察官也會以傷害致死罪起訴。
在傷害致死犯罪中，若是施暴程度嚴重或使用兇器者，可以間接故意殺人罪起訴，但未達其程度者，大致都會以傷害致死罪起訴。在兩位舉的案例中，似乎是因為難以看作間接故意，才只以傷害致死罪起訴。
當然，當暴力成為某人死亡的原因時，一定會對這種量刑是否恰當提出疑問。所以在達成和解與否之外，仍會依據法院而判實刑。我自己就有過在被告以傷害致死罪被起訴，但雙方達成和解，遺族也要求從輕發落的情況下，仍宣判實刑的經驗。
親密殺人，可以判更重嗎？
○ 問題：
具體來說，根據現行殺人與暴力量刑標準的「量刑因素」定義，被害人因受到身體、精神障礙或年齡等因素影響而無反抗能力，且被告事前已知或可知的情況，被害人便定義為無反抗能力。我們認為，親密關係或夫妻關係中的被害人同樣符合此定義。
當交往男性知道自己住哪、在哪工作、和誰關係親密等，被害人要擺脫對方相當困難。108個案件中有76件（約七成）發生於被害人的住家、住家附近或車內。如此多女性在自己深信最安全的地方遭到殺害，顯示她們對對方的犯罪行為毫無招架能力，因此我們認為，親密關係或夫妻關係內的被害人也應該納入「面對犯罪行為無反抗能力的被害人」。
● 現任部長法官：
殺人罪的相關量刑標準，根據動機分成5種（參酌、普通、指責、結合重大犯罪、極度藐視生命），同時再依各動機分成減刑、基本、加重來裁定刑種和量刑。也會根據行為與行為人，裁定各特別量刑因素與一般量刑因素，將其視為減刑或加重因素。
如兩位所說，「無反抗能力的被害人」的定義為「犯案當時，被害人因身體、精神障礙或年齡等因素影響而無反抗能力，且被告事前已知或知情的情況」。
大部分親密殺人均屬第二類普通動機殺人。根據基本量刑標準，很難將親密殺人被害人視為無反抗能力。因此兩位的主旨，應該是放在要求擴大特別量刑因素的加重要素，也就是擴大「無反抗能力的被害人」概念，使法院在處理親密暴力和親密殺人案件時能給予嚴懲。
個人的交往、家人或朋友關係，會因為暴露資訊、容易接近的特性，更易於暴露於暴力的狀態。此外，基於外界看待私人關係的習慣，容易有公權力無法輕易觸及的部分。這個狀態本身成了遮掩暴力的面紗，導致公權力失去效力。
部長法官：調整量刑標準難在哪？
親密殺人的被害人無反抗能力這點無庸置疑，然而只基於這樣的理由，將「無反抗能力的被害人」納入量刑標準的特別加重因素，多少會令人質疑。
▉ 原因一：使類型區分失去意義
首先就邏輯來看，量刑標準體系是有問題的。大部分殺人罪均屬第二類的普通動機殺人，也就是說，殺人罪大部分發生於親密關係、家人或朋友之間。可是，假如將此納入特別量刑因素的加重因素，基本類型與加重類型的區分就會失去意義。
▉ 原因二：其他犯罪的量刑標準也要跟著改
第二則是涉及量刑標準整體的問題。無反抗能力的被害人這個量刑因素並不只侷限於殺人罪，其他犯罪行為的量刑標準也需要全面調整，否則就必須說明，何以唯有殺人罪需要另外界定「無反抗能力的被害人」，目前對此仍缺乏合理的論據。
拿性犯罪來舉例，多數性犯罪為認識的人所為，以陌生女性為目標的案例為少數，因此無法將交往關係視為特別加重因素。
▉ 原因三：無法只針對女性調整標準
第三，萬一是女性將親密關係中的男性殺害，就不需要視為特別加重因素。只因被害人幾乎是女性，就將相同的量刑因素（交往狀態）視為加重因素，這樣的結論有點奇怪。
當然，要為女性被害人提供比現在更強大的保護，使其遠離親密殺人或暴力的目標是沒錯。但為了保護女性，就將女性界定為比男性更居於劣勢的弱者是否恰當，也讓人產生疑問。
幼童或身障人士的自我防衛能力明顯低落，可視為需要特別保護。但若把目的放在為了保護女性，避免其成為被害人，也要給予被告嚴懲，會導致量刑標準的概念混淆，像是將被害人區分性別化，是無法說服人的。
部長法官：調整分類才是關鍵
因此，將親密關係與無反抗能力的被害人特徵綁在一起並不恰當，也不切實際。依我的看法，殺人類型的「分類」才是問題的關鍵。
第二類的普通動機殺人，與第三類的指責動機殺人（報復殺人、金錢／不倫／組織利益為目的之殺人、其他犯罪行為與防止犯罪事跡敗露為目的之殺人、隨機殺人、其他）之間，扣除隨機殺人，能看出有明確的區分嗎？依我所見，根據具體事件，第二類可能更糟。
因此我認為，要不就是將第二類的親密殺人類型分得更清楚，並納入第三類，不然就是將目前的第二類和第三類合併，以現有第三類的量刑給予處罰，可能更適當。而我更傾向於將第二類和第三類合併。
綜合我的見解如下：
我們該做的，不是將不幸且柔弱的女性視為無反抗能力的弱者，追求在相同分類內特別加重處罰；而是從一開始，就不該將親密殺人與金錢關係、口角、肢體衝突等殺人類型綁在一起，應該根據案件不同，歸類為重大類型。
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這是一種利用信賴關係的犯罪，在交往關係中會持續經歷極端的痛苦，且對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造成莫大痛苦。或者也可以維持目前分類，但將「利用親密關係與信賴關係、持續行使暴力」額外納入加重因素。
如何保護「不得不和解」的受害者？
○ 問題：
量刑委員會在制定數位性犯罪量刑標準時，將兒童．青少年表示「不願處罰」降為一般減刑因子。站在對犯罪行為毫無反抗能力的被害人立場上，自然會擔心加害人心生報復。因經濟共享而不得不選擇不願處罰的情況也不在少數。我們認為必須反映出這種關係的特殊性，把被害人表示不願處罰降為一般減刑因子，並減少加害人得以減刑的情況。
● 現任部長法官：
若只談親密「殺人」，與當事人本人的和解不可能存在，因為和解是與遺族進行的。如果擴大到親密「暴力」的範圍，被害人本人也可能表示不願處罰，這很難拿來與數位性犯罪被害人的兒童、青少年相提並論。
性犯罪中的兒童、青少年被害人大部分是未成年者，身為監護人的父母多半都有問題，且被害人較易受監護人影響，才降低了和解的價值，盡可能避免法官做出減刑判決，給予加害人嚴懲。
就親密殺人或親密暴力來說，畢竟是成人，所以會視為具有更多自由意志。只不過在親密暴力的情況下，假如兩人持續同居，和解的意思就很可能會遭到扭曲。
我在想，是否不應將和解的價值一概降為一般減刑因子，而是該由法官具體考慮和解的真正意向、實質賠償、真誠的反省及謝罪、再犯的可能性等，再來判斷不願處罰的價值。
部長法官：除了正義，被害人的真正需求不容疏忽
關於親密殺人，如果抱持盡可能保護被害人及必須嚴懲被告的問題意識，無論如何似乎都必須提高法律或量刑標準，並以白紙黑字反映之。只不過這個方向是否必然與被害人或遺族想要的方向一致，是現場實務上最傷腦筋的問題。
如果降低和解的量刑價值，金錢補償很可能化為泡影。被害人多半是經濟困窘之人，不少被告也是。假如期待「和解就能減刑」，就會想盡辦法把錢生出來去和解，但如果就算和解也會判重刑，就會放棄和解了吧。
重大犯罪事件的被害人在國家無法提供相當補償的情況下，怎麼做最好，是很棘手的問題。
儘管嚴懲加害人追求正義很重要，探討什麼才是真正為被害人著想亦不容疏忽，因此國家應時時討論保護重大犯罪事件被害人的政策。
從某種角度來看，無法防止重大犯罪發生的國家也應負起部分責任，國家不僅應對個人定罪，賠償的義務也應該交給個人負責。
焦點應轉向「事前防止」
○ 問題：
最少十天就有一名女性因交往對象而死，這就是目前的現實。所以我們才一直呼籲，應盡早將這些反映於殺人事件量刑標準。
● 現任部長法官：
我同意。我認為目前親密殺人、親密暴力相關的量刑標準有必要修訂，只是親密殺人、親密暴力不像數位性犯罪是全新領域，從量刑標準解決會有所限制。
先前說過，從量刑標準大幅提高刑罰有難度，乾脆立法解決較為妥當，但這似乎也同樣有侷限性。問題就在於親密殺人、親密暴力是否能與其他類型的殺人或暴力徹底區分。
意即，立法要將焦點放在事前防止上，因為要特別將此類型犯罪挑出來並大幅提高刑罰很困難。
我認為法官的性別敏感度、暴力感受性、親密關係犯罪感受性、量刑感覺才是最大問題。在親密殺人判決中，描述被告有利的情況確實難以接受。被害人的不道德行為，不該成為對被告有利的情況，難道被害人品行不佳就該死嗎？這不過是犯罪的強大動機罷了。這是典型的對加害人情感移入的判決。
像這種以男性為中心、從父權觀點作出的判決不勝枚舉。等於是在怪罪被害人並替加害人減刑。不只性犯罪，其他與女性相關的犯罪中，經常對被害人抱持刻板印象。加害人只是平凡的上班族、學生、人際關係良好的男性，卻因為跟奇怪的女性交往，才會不幸地犯下殺人罪，這樣的敘事實在太多了。
犯罪動機和量刑不能混為一談。無論是殺害女性或男性，殺的是好人還是壞人，只要殺人，就該同樣受到譴責。不能因為被害人的倫理道德，導致刑罰上出現差異。
部長法官：「突發性」的親密殺人不應成為減刑原因
親密殺人中經常被列為有利量刑因素的「突發犯罪」也需要討論。有縝密殺人計畫者並不常見，大多是突發的。計畫殺人應列為加重因素，但突發殺人不該成為減刑因素。
親密殺人事件的突發性與一般殺人不同。突發殺人指的是像同事喝了酒，暴怒下突然持刀刺殺他人。親密殺人卻是經過長期暴力、威脅與衝突的累積，最後才瞬間爆發的犯罪行為，根本不是單純的突發犯罪。
也就是說，無論是否事先有準備犯罪工具，還是真的一時激憤，都不太會是事前縝密計畫的，要針對親密殺人議題談論突發性，是很可笑的。
本文摘自李周娟、李禎環著作《我只是想分手而已：親密殺人，被深愛的男人殺死的女人們》，繁體中文版由時報出版。欲購買的小隊員歡迎透過以下連結前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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