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即叛徒?《臺灣漫遊錄》奪國際布克獎,在AI時代證明人類才有的文字溫度
原汁,是食材本身榨出或熬出的汁液;原味,則指沒有經過調味與加工,食物與物品本身的風味。因此,能閱讀「原汁原味」的原文小說,絕對是書迷們品嘗故事的最高享受。
但,不是人人都是「多鄰國」小天才,因此能夠被「翻譯」的文學才顯得格外重要——它打破了語言的藩籬,讓優質的作品得以跨越國界,傳遞給自世界各地的讀者。
5月19日,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頒獎台上,臺灣作家楊双子與譯者金翎憑藉《臺灣漫遊錄》奪得國際文學大獎「國際布克獎」(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一人一座獎盃,同時也平分了那份5萬英鎊的最高榮譽。
這是臺灣文學第一次站上世界翻譯文學的最高舞台。金翎在得獎感言提到,在美國,柳橙汁會標示為「無果泥」或「含果泥」;在英國,柳橙汁則分為滑順(smooth)或帶有多汁果粒(with juicy bits)。
「希望我們可以開始認為翻譯不只是『果泥』,而是『多汁的果粒』,並且驕傲地把它標示在包裝上。」
這番話,再次勾勒出文學界長久以來的思辨:翻譯,究竟是該追求「隱形」,被磨成最為滑順、降低存在感的果泥型態?還是可以作為一種「異化翻譯」的藝術,刻意保留文化的口感與纖維,讓讀者咀嚼文化差異的顆粒與主體性?
尤其在AI崛起的今日,文學譯者正臨史上最大的生存壓力。
圖為臺灣作家楊双子與譯者金翎,奪得國際文學大獎「國際布克獎」(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歐新社 / 達志影像「譯者即叛徒」嗎?
義大利有句流傳數百年的諺語Traduttore, traditore——譯者即叛徒。這個說法一般認為源自義大利人對法國翻譯家處理但丁(Dante Alighieri)詩作的不滿,認為法語譯本背叛了義大利原文的精髓。
翻譯並不是翻翻字典,將相對應的詞重新排列組合而已。對許多譯者來說,翻譯不只是一門藝術,而是必須在了解背景脈絡的情況下,找出最貼近原文的字句,透過另外一種語言傳達作品的精神。
1995年,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形:翻譯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一書中指出,英美主流市場長期偏好「歸化(Domestication)」的翻譯策略,要求譯文流暢、透明,使讀者誤以為在閱讀英語原生作品。這種傾向不僅讓譯者的存在被「隱形」,更在悄悄抹去原文文化差異的同時,消解了異國情調。因此,他將翻譯視為一種文化介入的「異化(foreignisation)」行為。
翻譯不是複製,而是移動的藝術
「難讀不等於抵抗強權,」著名的翻譯學者安東尼·皮姆(Anthony Pym)反而認為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缺乏可行性,他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翻譯的核心功能是跨文化交流與建立信任。
皮姆將翻譯視為一種「風險管理」的過程:譯者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如何做出折衷的決定以贏得客戶與讀者的信任。
美國作家達米恩西爾斯(Damion Searls)在其著作《翻譯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則提出,翻譯的定義不在於「寫作」,而在於將自己交付給另一種語言的「閱讀」。達米恩表示:
「譯者所做的,是將自己對原文的閱讀體驗,轉化為目標語言的新作品。這不是複製,而是一種在語言間移動的藝術。」
由左至右分別是奧爾嘉朵卡萩 (Olga Tokarczuk)、珍妮佛·克羅夫特(Jennifer Croft)與麗莎·艾比娜妮西 (Lisa Appignanesi)。
網友wikimedia然而,這場爭取平權的運動之所以走得艱辛,根源於英語出版界長期對「翻譯文學」抱持的防備與戒心。在美國龐大的圖書市場中,翻譯文學的佔比極其微小。
「讀者有權知道,文字出自誰手」
根據出版商查德·波斯特(Chad W. Post)的長期追蹤,自2010年以來的十多年間,全美出版的英文小說和詩歌翻譯作品總計不足9,000部。這讓翻譯文學的市佔率,至今依然死死卡在業界常被戲稱的「3%詛咒」(Three Percent Problem)內。
曾翻譯斐蘭德(Elena Ferrante)等義大利名家作品的安娜·高德斯坦(Ann Goldstein)便指出,美國出版社長期假設讀者對翻譯作品心存防備,因此往往刻意淡化譯者的角色,甚至完全抹去他們的名字。她無奈地說:「過去業界總有一種迷思,認為美國人只要知道這本書是翻譯過來的,就不會買單。」
過去,譯者要面對的文化與制度上的被隱形,但在生成式AI崛起後,他們面臨的是更大的生存危機。
AI時代來臨,我們還需要翻譯嗎?
2024年,荷蘭最大出版集團 Veen Bosch & Keuning 宣布將使用AI來翻譯旗下部分書籍;在中國,騰訊旗下的閱文集團早在2022年便聲稱,AI翻譯讓作品的海外銷售成長了40%。2024年的英國作家協會調查顯示,已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譯者表示因為AI工具的普及而失去部分工作,超過四成的譯者說他們的收入在縮水。
Dutch publisher to use AI to translate ‘limited number of books’ into English Veen Bosch & Keuning, the largest publisher in the Netherlands, has confirmed plans to trial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ssist in translation of commercial fiction https://t.co/qo5TZf1sLX pic.twitter.com/orsjfnV4Pk
部分出版社開始採用「後期編輯」模式——先用AI生成第一稿,再請人類譯者校稿和潤飾。但翻譯人員和作家也指出,AI的翻譯需要非常仔細的檢查和編輯,因此理想情況下是由精通兩種語言的人進行。但這個模式最根本的問題是,
後期編輯的薪水,往往只有原本翻譯酬勞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美國文學翻譯協會前主席瓦倫提諾(Russell Scott Valentino)表示,他理解出版社在成本壓力下的誘惑,但那不是「拿別人的作品輕率地玩」的藉口。他也指出,當翻譯工作涉及特定受眾、特殊目的或細膩的表達選擇時,AI能做到的其實相當有限。瓦倫提諾認為,對AI而言最難處理的,往往是那些深深植根於文化脈絡中的文字。
「例如有人講了一個笑話,AI能確保它仍然好笑嗎?這個笑話真的適合翻譯嗎?翻譯後會不會顯得失禮?這些本質上都是人類才會思考的問題。」
用翻譯,做出人類才能做的判斷
2024年《臺灣漫遊錄》日文版先獲得日本翻譯大賞,英文版更是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與國際布克獎。這些榮耀,是作者與譯者共同創作而出的花朵。符號學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曾指出,
「我們必須明白,翻譯出來的成品並不總是與原文『完全相同』,而是『幾乎相同』。」
「這個『幾乎』所具備的彈性與伸展度至關重要,因為唯有優秀的譯者,才懂得能將翻譯拉伸到什麼程度,又該以何種方式進行延伸。」
在AI以驚人速度生成文字的年代,在出版社以三分之一的代價收購「後期編輯」勞動的年代,在譯者名字仍未被理所當然地印上書封的年代,這個「幾乎」,仍然是人類才能做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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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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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Close Reading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 The subtle art of translating foreign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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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Praise of the Near Impossible-to-Translat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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