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聽起來似乎有些過於哲學，我們不妨從哈佛大學 Daniel Gilbert 實驗室團隊提出的例子與幾項實驗來看看實際情況。
為了維護社區治安，許多地方都會有自願參加的居民組成的「社區警備隊」，透過定期巡邏注意任何可疑事件以協助社區降低犯罪率，當看到像是襲擊或入室盜竊的嚴重犯罪跡象時，他們便會向警察報案或協助人員處理。
假設這些努力真的發揮了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區的犯罪案件應該會變得越來越少，居民的警戒心可能會更為放鬆也會減少報警的次數，但往往情況並非如此。比起放下戒心，許多警備隊反而會開始注意起那些犯罪率高時從未關心的事情，像是夜間閒逛或橫跨馬路等，並認為這些行為「非常可疑」。
類似的情況在生活中其他地方也經常可見，當事情整體水平提升或下降時，人們的標準似乎也會自動的提升或降低，突然之間，那些過去合理的事情變的不能接受，又或者開始將不尋常的事情看作稀鬆平常。
在心理學上，這種情況被稱為「概念蠕變」（concept creep）或「移動的球門」（moving the goalposts），因為人們不斷改變對於行為的定義，導致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消失。
但如果一直重新定義問題，人們究竟該如果知道自己在解決問題上取得進展，或什麼才能代表「問題解決」？為了研究人們的概念是如何隨著事情出現轉變，研究團隊針對自願受試者進行了幾項實驗。
在其中一項實驗中，受試者被賦予一項任務：查看一系列電腦產生的臉孔，並判斷哪些看起來是「具有威脅性」的。研究人員仔細設計了這些臉部特徵，從非常兇狠到非常無害，隨著時間的推移，團隊向人們展示了越來越少的威脅性面孔，結果發現受試者開始將定義擴大，將一些過去自己稱為無害的臉孔形容為具有威脅的。
這種不一致的標準在其他實驗中也得到證實。在另一個實驗中，團隊要求人們做出一個更簡單的決定：判斷螢幕上的圓點是藍色還是紫色，而就像先前的臉孔實驗一樣，當藍點變得稀少時，人們開始將偏紫色的點稱為藍色。
即使在團隊直接告知受試者藍點將減少、或是提供維持標準的現金獎勵時，改變標準的情況仍然持續出現，基於現金獎勵對人們的誘惑性，我們應該可以認為行為並非完全在意識的控制之下。
但接著團隊又產生了一個問題：這種觀念是否只是視覺系統的特性，如果是非視覺的判斷，標準是不是就不會改變？
為了檢驗這一點，團隊進行了另一項實驗，讓受試者在閱讀不同的科學研究後決定哪些是道德、那些是不道德的，考量到每個人道德觀判定標準的獨特性，團隊認為結果將不會和顏色、威脅受影響的情況相同的；畢竟不管暴力事件增加或減少多少，如果你認為這個行為的暴力是錯誤的，明天你應該也會維持同樣的認定。
但令人驚訝的是，團隊發現了相同的模式，隨著向人們展示越來越少的不道德研究，他們開始更嚴厲地批判將一般研究稱為不道德的。
但為什麼人們無法控制自己擴大問題定義的舉動？
團隊成員、文章作者 David Levari 引用認知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指出，這種行為是大腦處理資訊基本方式所導致的結果。因為大腦總是不斷在比較面前的事物與最近的內容，比起仔細與所有事物進行比較，大腦只會運用上一次看到的內容、最近所見的平均情況或是最近看到的高標與低標來進行比對，這也是為什麼當事情平均變好或變壞時，人們的標準會開始出現改變。
對於大腦來說，「相對」比起「絕對」的比較更能節省能量，而且通常也已經提供足夠的資訊來判斷環境，這也是為什麼大腦演化成在多數時候都習慣運用「相對」來做出決定。
在多數時候，「相對」下的判斷都是足夠的，但是以前面提到的社區警衛隊例子來說，當嚴重犯罪減少時，人們便會不斷擴大他們的「犯罪」概念，讓溫和的違法行為也變得相對嚴重，因此在減少問題的進度上，他們可能永遠不會完全滿意。
從醫療診斷到金融投資，現代人在許多複雜的問題上都必須做出「絕對」、保持一致性的判斷，為了讓人們在必要時能做出更一致的決策，團隊正在積極研究更有效的措施來抵銷相對判斷的奇怪後果。
在那之前，如果你必須做出一致性很重要的決定時，不妨盡可能清楚地定義你的標準，像是在巡邏社區前寫下要注意的違規行為列表，這個簡單的策略將能協助你盡可能遠離相對判斷造成的認知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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