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罷工權的中國，罷工已持續發生20多年。在自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不能像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自組工會；在自我標榜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近兩年卻頻頻打壓聲援工運的左派學生。中國勞工爭取權益的故事，是帶著黑色幽默的血淚。
中共建政後，曾在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通過四部憲法。1954年的憲法並沒有罷工權，1975年、1978年的憲法都規定「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但到了1982年的憲法，又取消「罷工自由」的規定。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告訴記者，罷工在中國處於「不違法也不合法」的灰色地帶。
近年中國經濟成長率持續下滑，2015年首次跌破7%，來到6.9%；2018年經濟成長率6.6%，是29年來最低。經濟情勢的變化、產業升級或轉移、加上勞工非政府組織（NGO）發展由盛而衰，這些對罷工多少都產生了影響。
理論上，迫於經濟壓力，員工為保住飯碗，會更願意配合資方，但實情是，罷工並沒有消失。
潘毅說，現在勞資關係變得比以往更複雜，譬如派遣工問題、工時變長、工資變少等，像深圳這樣的地方生活費變貴，勞工的生活壓力很大，經濟下行反而讓勞資矛盾加劇，罷工就是結果之一。
簡單梳理過去10年來，一些標誌性的中國勞工權益重要事件：2008年，中國開始實施《勞動合同法》，強制企業為員工購買「五險一金」，企業經營成本大增。相較於東南亞國家，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
2010年，中國曾發生密集的罷工事件，台資與日資企業的管理和待遇成為外界批評焦點。當時富士康工廠一整年內發生14起員工墜樓事件，有六起集中發生在5月，引發社會轟動。
2012年起，一些勞工NGO和勞權律師高調介入多起工人集體抗爭事件。
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罷工，起因是資方未按規定為員工繳交足額的社會保險。從4月14日到26日約3萬人參與，是中共建政後規模最大的罷工。由於裕元公司是台企，當時也有台灣勞團聲援。
那一年，中國有報導的抗議活動中，約三分之一與勞工問題有關。隨着工人抗議活動變得日益頻繁、浩大而嚴密，國家安全部門收緊了控制。
2015年12月，廣東廣州、佛山兩地有多達15名關注勞工權益的NGO負責人和工作人員被警方帶走，其中包括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何曉波、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負責人曾飛洋、工作人員朱小梅。這三人被刑拘，罪名分別是「涉嫌職務侵占罪」和「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2016年，中國政府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並在2017年開始實施，這幾乎形同在資金等各方面切斷境外NGO與中國本土NGO的聯繫，對廣東珠三角一帶的勞權組織來說是很大的衝擊。為了生存，許多這類NGO從爭勞權、教導集體談判，改為軟性的勞工服務或教育、輔導，透過企業購買服務維持生計。
去年以來中國最熱門的勞工議題有二。一是與佳士科技有關，一是網路工程師發起抗議「996」高工時的網路連署。
2018年7月，深圳佳士科技的員工要求自主籌建合法工會，卻遭資方、上級工會和警察打壓，30名工友與學生被拘捕，引發國內外輿論關注。影響所及，有人被退學、北大等幾所名校的馬克思主義社團也被強制改組，中共「舉著馬克思主義旗幟打馬克思主義」的做法暴露自身醜態。
中共在乎政權安定更甚於「左派的正義」。中國工會是官辦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有人形容就像中國的民主黨派，表面上是多元的組織，其實只是共黨附庸，不會代表工人說話。中共為了控制社會，並不允許獨立工會存在。
潘毅說，佳士科技事件可以看做近年勞工NGO被打壓後的結果之一。如果早個五年、十年，就不會是學生而是NGO介入工運。學生過去這四、五年已在工運中獲得歷練，他們直接介入工運的效果不比勞工NGO差。
她認為，佳士科技事件不會影響其他工廠的罷工行動。事實上，在中國的新聞管控下，「佳士」已成敏感詞，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這個事件。
至於傳統上被認為「高薪」、「體面」的網路科技從業人員，因著大環境景氣變差、熱錢減少流入網路業等因素，他們開始抱怨高工時卻未得到相應報酬。2018年下半年，中國網路科技業開始裁員，有些員工工作量增加也被視為變相裁員。
潘毅認為，這一行勞資矛盾才剛開始，現在還看不出抗議996高工時活動會不會引發罷工，而且運動也必須有人帶頭，一切仍待觀察。
罷工的產生，起因是勞資矛盾，可能發生在私營或國營企業的任何一個行業，成果不一定是全贏或全輸，而是在過程中勞工多少能掙得一些更好的勞動條件，也因此讓人屢試不爽。
相較於歐洲國家及台灣的航空業者罷工引起消費者不便，中國雖然也有服務業的罷工，譬如物流業者、按摩行業等，但因規模不如製造業動輒上千人，也不直接影響末端消費者，再加上新聞管制，未引起媒體普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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