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德國的漢斯貝克勒基金會（Hans Böckler Foundation）旗下研究機構公布一項調查表示，法國每1,000名勞工的罷工天數平均一年達139天，居主要西方國家之冠。
法國確實每年都有各行各業發起大大小小的罷工，許多人對法國的既定印象也是如此。
但一些法國媒體質疑這項調查並不準確，因為數據來源是各國官方統計或工會公告，然而各國統計方式不同，對罷工的定義也不一，導致結果出現很大差異，不能籠統認為法國就是「罷工冠軍」。
此外，法國工會也不特別強盛。根據法國勞動部數據，2016年，法國勞工加入工會比例僅11%，比1960年代約20%降低很多，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也排不上前段，例如在丹麥，多達三分之二勞工加入工會。
法國工會不特別強大、罷工天數也未必較多，卻給人一種經常罷工的印象，可能是法國勞工深具罷工權益觀念，不懼以罷工為談判籌碼，歷史上也數度透過罷工顯著改變社會的緣故。
法語中的「罷工」（grève）一字，原是指一個鋪有砂礫的臨河之處，巴黎市政府前廣場在18世紀時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因此廣場也以此為名。
當時這片廣場是塞納河船運的貨物重要集散地，失業的人在廣場上求職，可以很快找到裝卸貨物的臨時工作。由於這裡長期聚集許多失業者，即使廣場於1803年改名為「市府廣場」，grève這個字也沒有被大眾遺忘，反而帶上「沒工作」之意。
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律禁止罷工，違者可能入獄，但當時許多勞工的工作條件不佳，改革呼聲漸起，也總有人以身試法；到了1864年左右，罷工終於除罪化，但公務員仍不能罷工；1884年，法律允許組織工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6年，憲法才真正允許所有勞工罷工，不分公私部門。
罷工目的在於暫停生產，迫使雇主或政府談判，可謂勞工抗衡權力傲慢的方式。
以勤奮為主流價值觀的亞洲人，偶也會羨慕法國人假期多、福利多，但這些權利不是靠政府施捨，而是勞工自己爭取而來，罷工就是主要手段之一。
例如1936年的大罷工讓勞工得以享有帶薪假，從此學會在工作之餘放鬆及照顧家庭，這項變革在經濟、社會、文化層面都給法國帶來深遠的影響。
1968年的學生運動伴隨全國性罷工，學生與勞工的身分不同，但訴求同樣是要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放棄過時政策、儘早下台，工人們占領工廠，要求調薪、減少工時，估計多達800萬人參與罷工，規模之大，在法國前所未見。
學生與勞工在巴黎發起百萬人遊行之後，政府同意調高基本工資，戴高樂隔年也辭去總統職務，淡出政壇，68學運及罷工成了20世紀法國最重要的社會運動。罷工有時也有政治意義，例如1934年2月，法國勞工為反抗法西斯主義而發起大規模罷工及街頭抗議。
今日法國，罷工司空見慣，各行各業都有權參與，護士、鐵道員、教師、地鐵列車司機、急救人員等近幾年都曾罷工，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不免受到衝擊，但多數人都理解罷工是勞工權利，少有抱怨或謾罵，而是自己尋求替代方案。
舉例來說，法國國家鐵路公司（SNCF）部分員工於2018年初實行間歇性罷工，時間長達數月，通勤乘客很快學會利用手機應用程式尋找共乘，也有愈來愈多企業藉機試行遠距上班。
在一些尚未習慣把罷工視為勞工權利的國家，常有一種論點指稱罷工者自私、罔顧大眾利益，但訴諸輿論向政府或雇主施以壓力，原本就是罷工用意之一。
研究社會關係議題的「對話暨社會智慧觀察站」（ODIS）創辦人尚塔侯（Jean-François Chantaraud）曾在接受《費加洛報》（Le Figaro）訪問時分析，行使罷工權等於實行民主，當勞工無法參與決策時，要宣揚自己的意見，就只有罷工抗議一途，社會衝突的根源終究是因為權力在握的人忽視群眾。
他說，法國政治權力過於集中，執政階層的少數幾人控制大部分運作，群眾感覺自己的聲音無法反映給掌權者知道，只好利用人數優勢動員，「沒有對話，那就街頭見」。
尚塔侯認為，罷工本身不是問題，法國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權文化才是癥結，中央集權固然可以提高決策效率，但缺乏公民參與是要付出代價的，「不聽群眾的聲音，群眾也不會聽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