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圖書館】國文課本沒教的事，《紅樓夢》其實是一部酷兒小說

許家銘 2022-11-01 2022-11-01

---本文為地球圖輯隊 X 時報出版合作---

當BL（Boy’s Love）儼然已成為現代流行文化主流時，在看似封閉的中國，同性之愛的描述其實也從未缺席。國文課本沒有教的事，《紅樓夢》歌頌的不只是女性氣質，更嚴肅對待男人之間的愛情。在古代，同性戀不是藏在櫃子裡的，司馬遷在《史記》中為孌童專設《佞幸傳》；斷袖、龍陽、餘桃也都成為古代形容同性戀的代名詞。明清後，大眾小說開始普及，同性戀也從只侷限皇族階層的故事，成為可以實踐的愛慾。

透過義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魏濁安（Giovanni Vitiello）的視角，解構中華帝國晚期的男同性戀之情，同時借鑑過去時常被人忽略的艷情小說，帶出同性之愛慾之於中國男性氣質演變。

本文摘自魏濁安（Giovanni Vitiello）著作《風流浪子的男友：晚明到清末的同性戀與男性氣質》，以下為本書摘要。

中國男同性戀史，資料一點也不困乏

兩千多年來，有關同性戀的古文學詞彙的連續使用證明，在前現代中國看待男男關係的某些基本方式具有很強的適應力。在歷史記載和哲理故事中，我們可以找到這些根本性的觀念早期的結晶形式，他們形成了同性戀關係的「典故」，其發人深省的力量仍然存在於現代語言裡。從最早的文獻來源中，他產生的基本假設之一是：少年的男色堪比女色，並且成為男性欲望之自然的和合法的目標。這一自明之理在政治上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對君主和國家而言，男寵和愛妃同樣是危險的。君主的男色之好，如同對女色之好一樣，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素，他可能因此變得墮落，不知不覺地限於狂熱的癡迷，從此不理朝政。這種評價從根本上影響了史學家司馬遷的立場，他在《史記》裡描述漢代皇帝的男寵之好時，專闢《佞幸傳》。司馬遷的後繼者班固，在《漢書》中同樣有《佞幸傳》，裡面記載了「斷袖」的故事，直到如今，源自於他的「斷袖」這一文學表達，仍然能夠令人聯想到男同性戀關係。

自十六世紀後半葉開始，印刷業的迅速發展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通俗小說興起成為帝國晚期最流行的文學體裁之一。從而前所未有地產生了關於性別模式和性風俗的大量描述，它們呈現出來的社會圖景比之前任何時期都更加廣博和複雜。

無論是小說還是其他類型的文獻，它們通常都表明，男同性戀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實踐。

在明清小說作品裡，男同性戀是熱門的話題，他同時被呈現為性慾望和浪漫愛情。例如，在晚明的情色文學裡，我們可以發現三部專門描述同性戀的作品。除了專門的作品之外，晚明以及之後的（大多是異性戀）豔情小說並不乏關於男同性戀的內容，而且該主題同樣經常出現在其他類型的小說裡。文學領域對描述男男關係的興趣也受到男妓行業的影響，該行業始終明顯存在著。男性的性消遣通常和戲院和男旦相關，這在整個晚期帝國時代的都市中心頗為盛行。

賈寶玉不只是個「痴人」，更是個「新風流浪子」

《紅樓夢》不是簡單地描述少年與少女之間的性，或講述他們之間美滿結局的故事，它更感興趣的是呈現慾望，一種渴望而不是滿足，一種墜入愛河的狀態而不是慾望對象的肉身佔有。因此，除了其他新穎性，《紅樓夢》提出了一種將傳統愛情故事重新精細化的模式，它被概括在備受爭議的「意淫」這一表述裡，意淫通常表現為「心靈的慾望」，但它也可以被理解為「想像的淫」（或「淫的傾向」甚至是「淫慾」）這個術語是賈寶玉夢由於「太虛夢境」時，警幻仙子為了定義它特殊的「淫」而採用的新詞；誠如她所言，這個詞最接近的同義詞是「癡情」。

她還進一步認為，沒有任何形式的「淫」比「情」更強烈。誠如她所言，「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紅樓夢》的主要關注點正是這種「淫」，最重要的是，它使小說的主角賈寶玉成為「新風流浪子」。

《紅樓夢》對言情小說和言情小說傳統採取的論戰性姿態，最明顯地體現在賈寶玉這個人物身上。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賈寶玉既是豔情小說裡的風流浪子，又是言情小說傳統裡的才子，但它與這兩類文學範疇的先輩們有著本質的區別。

從小說結構來看，關於賈寶玉的主要修辭模式是豔情小說裡的風流浪子，他耽於聲色，後來意識到它的空虛而轉向禁慾主義，以尋求拯救之道。但是，賈寶玉的愛慾使它與西門慶以及所有其他密切相關的文學先輩相區別。

《紅樓夢》從根本上顛覆了男性氣質，並且前所未有地論證了與女性氣質相比，男性氣質具有的低劣性。賈寶玉之所以厭惡男人，這是因為他們缺乏情感的敏銳性而且因循守舊、審美遲鈍，並維護僵化的等級制度。由於賈寶玉抗斥用來界定儒家男性氣質的教育和官僚職業，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是他抗斥男性認識論本身。與賈寶玉蔑視男性氣質的規則和角色相對的是他認同女性氣質的情感和價值觀。在賈寶玉看來，女性核心的意識形態原則是情感性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賈寶玉贊成的是陰柔的男性氣質理想。

《紅樓夢》裡女性氣質的重要地位和女性化的男性氣質的理想最終是與小說裡愛情的核心地位相關聯的。這部小說的愛情觀主要以兩位（男性）知己之間的平等主義關係為標誌，並且無差別地運用於異性戀情感和同性戀情感，這與晚明時期的表述方式相吻合。這種平等主義的情感理想構成了賈寶玉與秦鐘之間同性愛慾關係的敘述基礎，小說的第七回到第十六回明確描述了這種關係，這使我們傾向認為，也正如人們後來發現的那樣，在小說初稿（即《風月寶鑑》）的情節裡，它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國文課本沒教你的事：《紅樓夢》其實是一部酷兒小說

關於曹雪芹或早期讀者反同性戀意圖的假設似乎不太可能成立，其原因有二：首先，儘管曹雪芹對原稿進行了修改，但同性戀遠沒有從小說中刪盡；其次，小說最早的評論者（包括與小說齊名的脂硯齋）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反同性戀的偏見。曹雪芹的修改可能想減少一般性的性愛敘述的角色，這是審美而不是道德選擇的結果，也就是說，它更多地是由於曹雪芹的愛情觀和反艷情文學的審美觀，而不是對同性愛慾的倫理關注，更不是同性戀恐懼症，換言之，小說將情愛重新定義為終極的意淫，這是去色情化過程的主要原因，這個過程最後影響異性戀主義和同性戀主義；《紅樓夢》通常簡略地提及普遍意義上的性，而不僅是男人之間的性。可以肯定的是，《紅樓夢》並不缺乏我們所說的同性戀敘事形式。事實上，同性戀關係牽涉到賈府內外的各類男人：叔姪、主僕、親王與平民。毫無疑問，在涉及主人公賈寶玉時，同性戀的觀念具有獨特含義，如我已指出，賈寶玉代表了新型風流浪子。

但是《紅樓夢》裡還有許多與同性戀有密切聯繫的「舊式」風流浪子，他們都讓人聯想起熟悉的傳統角色。例如賈璉似乎跟隨著西門慶，這位女性化的風流者也喜歡與少年發生性關係的足跡，當無法得到女性時，他通常會去找他們。賈璉的妻子王熙鳳完全知道他對待美男侍的示好，但還是忍生吞氣，因為這沒有威脅到她根本性的支配地位。

這些風流浪子通常既追求女性也追求少年，因此，他們的同性戀取向本身並不代表他們是墮落的。甚至賈寶玉的表兄弟薛蟠，他被描述為酷愛與少年發生性關係，小說先是講述他為了女人而殺人，到後來再度出現時，恰好是在涉及同性戀的那一章回裡，他利用賈府學堂作為「契弟」的狩獵場。同性戀慾望和異性戀慾望在一次棲居於同一個身體內，而沒有任何明顯的衝突。

當我們仔細思量賈寶玉與秦鐘之間的緋聞時，這是《紅樓夢》裡唯一詳細描述的同性戀關係，男同性戀話語呈現出明確的傾向。賈璉和薛蟠代表傳統型風流浪子，他們只能確立階序性的愛慾關係，而新風流浪子賈寶玉則對平等關係情有獨鍾。因此，他與秦鐘的關係是基於平等，而不是年齡和社會地位的差距。賈寶玉強調戀人之間同一性的愛情觀，實際上這可被視為先天性同性戀；他首先被吸引的是與他一樣的人，一種神祕的鏡像和融合的身分成為他的愛慾渴望的標誌。

《紅樓夢》透過將濫情作為淫的終極形式，敘述了以失敗告終的情感，他一方面採納了言情小說和艷情小說的傳統，另一方面也破壞了該傳統。結果，後來的小說已不斷增強的理想主義來修復這種破壞，以至於將言情小說帶回到更傳統的路徑上。誠如其他學者所指出的，《紅樓夢》的創傷性結局產生了一系列的改寫和續集，試圖為這部小說的情感難題提供更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在這項拯救性的事業中，同性戀愛情也所有體現，因為在《紅樓夢》地寫作品裡，也存在同性戀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