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回答荷蘭如何成為零浪狗國家的大哉問，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環境研究碩士所畢業，現為非營利組織「狗狗研究（Dog Research）」執行長、非營利組織「流浪動物基金會平台（Stray Animal Foundation Platform）」董事的史特海（Isabelle Sternheim），嘗試針對「經濟和社福制度」、「法規」、「動保團體」、「動保意識演變」、「社會文化」、「結紮」等因素，撰文分析過去200年來解決此問題的成功之道與經驗。
史特海在文中指出，18、19世紀時荷蘭已有流浪狗。當時對狗的繁殖並無特別限制；因此當狗口大增、狗主人養不下時，便把狗狗遺棄街頭，成為浪犬。19世紀狂犬病爆發時，荷蘭人首次開始控制街上浪犬的數量，捕捉並撲殺浪犬，同時也立法通過，帶狗出門需上鍊及戴口罩。至此後，即便無狂犬病的威脅，未上鍊及戴口罩的浪犬，也會被當時十分常見的職業捕狗人捕捉撲殺。
史特海也特別提到，國家整體的經濟發展和社福制度，對民眾動保意識的培養，有關鍵性的影響。像是19世紀也同時是荷蘭地方政府開始徵狗稅的時期，其用意是在控制數量。但最後結果顯示，有徵狗稅的鄉鎮城市，反而浪犬數量較多。據推測，和飼主不想或付不出狗稅有關。顯示在此時期，經濟因素在浪犬數量增長上，已佔一席之地。
當生活水準降低時，家庭福利就會被擺在動物福利之上。此時民眾寧願把焦點放在制定增進人類福利的的法規上，而非動物福利法規。反之亦然，當GPD上升時，民眾對動物福利及其法規才會較感興趣，而法規對預防浪犬的數量的增長，有絕對的影響。和許多歐盟國家相較，荷蘭的社福法規較完善，讓民眾在生活有餘之下，較能投入動福法規的制訂，這也是荷蘭浪犬比其它國家少的重要因素之一。
動保法的設立上，荷蘭早於1886年就可針對虐待動物開罰。 1962年荷蘭首度通過動保法；最新的荷蘭動保法於2013年開始實施生效；其中明定了虐待動物的罰則與飼主責任。執法上，荷蘭有動物警察和民間的調查員（LID）處理虐寵物的案件，協助民眾改善飼養環境，盡飼主責任。
荷蘭經驗裡，動保團體、動物黨和收容中心在解決浪犬問題上，擔任教育民眾及提倡動物權的角色，對減少荷蘭境內浪犬數量，可說是功不可没。荷蘭第一個動保團體「荷蘭動物保護協會，（De Dierenbescherming）」早成立於 1864年；其發言人納赫特郝（Dik Nagtegaal）在接受我訪問時表示，荷蘭人先前視狗為奴隸及員工，在多年的教育與提倡下，狗狗已成為荷蘭人的同伴或朋友，因此較不會輕易丟棄牠們。
此視狗為伴的觀念，絕對有助杜絕荷蘭的浪犬問題。現在若有狗在無人陪伴的狀況下出現在街頭，民眾皆會主動通報相關單位處理。
就社會風氣來看，因荷蘭自1960年開始施行節育，家庭人數變少後，先前忙於育兒的父母，也漸漸樂於養狗做伴，甚至把狗當成小孩在養。荷蘭文化裡傾向接納異質性及多樣性的特性，讓「敏銳的觀察力」與「同情心」成為在荷蘭社會中求生存所需的重要特質，更有助荷蘭人看到動物受苦時，古道熱腸的想找出解決之道。
結紮也是得以成功控制荷蘭浪犬數量的主要因素之一。60年代後，貓狗的節育手術率顯著增加，輔以數量眾多的收容所，讓荷蘭得以從容的應付浪犬問題。前述的荷蘭動物保護協會發言人納赫特郝（Dik Nagtegaal）表示，控制浪犬的數量，應是解決浪犬問題的首要關鍵。但他也坦言，荷蘭過去的浪犬數量從未大到結紮或TNR難以控制的地步，因此他認為以台灣的浪犬的現狀來說，光要靠TNR來解決浪犬問題，十分困難。
史特海也在該文文末特別指出，雖然結紮已証實可以減少浪犬數量，但需配合對飼主／民眾的教育，及飼主／狗的登註冊才可行。此多管齊下的策略，正是荷蘭過去的浪犬管理之道。
無獨有偶，東芬蘭大學生物系博士賴亦德也發文點出，無論是TNR或捕捉浪犬，只要民眾有棄養的狀況，即使棄養總數不大，浪犬的數目就無法減少。由此看來，台灣若想控制浪犬數目，除了TNR外 ，對飼主的教育和家犬的登記管理，也應列為當務之急，特別是依法確實執行、督導包含「結紮」、「登記」…等在內的法定飼主責任。
荷蘭的零浪犬現況，固然令人羡慕，但這是荷蘭配合其社會經濟制度，長期多管齊下的結果。台灣若想複製荷蘭經驗，因整體大環境不同，未必能照單全收。像是荷蘭長年寒冷，浪犬戶外生存不易，較易因天候因素死亡，和台灣相較，其環境的最大族群承載量（carrying capacity）或許較低，也讓荷蘭的浪犬問題較容易控制。
荷蘭的經驗絕對值得參考，但台灣終究需因地制宜，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解決之道。
註：荷蘭仍有流浪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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